长期以来，我是写中国农民问题的小说的。农民的家庭关系的变化，是我非常有兴趣的一个问题。五十年代，我写了小说《李双双小传》，当时，一个日本评论家松岗洋子女士，读了小说后，特意到河南郑州去找我。她说她对我写的中国茅屋里的农民家庭生活极有兴趣，还说她找到了“了解中国的钥匙”。当时，我对她提出来的一些问题的回答，是非常粗浅的。只是介绍了一些农民的风俗和习惯。但是，由于她的重视，也引起了我对农民的家庭问题的思考。经过“文化大革命”后，这种思考更加深了。“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场“浩劫”。在这场“浩劫”里，我们的国家被弄得遍体鳞伤，但毕竟也挣扎过来了。由此，我想到了造成这些劫数的根源；即我们这个古老的中华民族的伟大的生命力和她因袭的沉重包袱。
作为社会的细胞——家庭，我觉得中国的家庭是太悠久、太完备了。如果从“仰韶文化”的后期和“大河村文化”的遗迹来看，她已经经历了四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中国的“国家”一词，就
是把“国”和“家”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国”是个“大家”，“家”是个“小家”。“国”是由无数个“家”组成的。从中国的住房建筑和亲属的称呼，都可以看出家庭组织的严格和缜密的状况。祖父母必须住面南堂房，窑洞则是正面中间的窑洞，父辈居住在厢房，孙辈则住再靠下边的厦房和偏房。她总是呈现出一副“人参根须式”的图画。另外，称呼也是极为繁杂的：不但有伯父、叔父、姑父、舅父、还有外祖父、姑祖父、姨父、表姨父等不下几十种之多。还有一点有趣的是，中国农民没有死后要进“天堂”的观念，他们不相信另外有一个“天堂”，但他们却顽固地相信阴间有他另一个“家”。中国农民把自己住的房屋叫“阳宅”，把坟墓叫“阴宅”。坟墓也是“人参根须式”的辈数分明。在习俗中不但有“合葬”，还有结“鬼亲”的，为的是不让阴间的亲属独身鳏居。
我一直认为，“伦理是产生道德的基础”。长期以来，这些根深蒂固的伦理观念，构成了中国农民的道德观念。“不了解中国农民就无法了解中国。”如果用这个概念来推理和引申，那么可以说，研究中国农民家庭的形成和变化，是“认识中国的一把钥匙。”
二
在这本书里，我没有写“四世同堂”或“五世同堂”式的家庭。我写了七户普遍的农民家庭。我解剖了这七个普遍的细胞。它代表了八亿中国农民的多数。这七个家庭，不是在安静的农村，过着他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田园生活。而是描写他们变成流浪汉以后的生活。他们的“家”被淹没了，他们被抛在死亡线上，但是他们对生的信念，对活的欲望，艰苦卓绝的吃苦精神，
团结互助的团聚力量，特别是在爱情、乡情、友情方面，都更加充分地表现了出来。这些光芒四射的品质和精神，使我们看到了中国五千年文化的结晶，也使我们看到我们这个伟大古老民族，赖以生存和延续的精神支柱。
在描写他们这些优秀的道德品质的同时，我也描写了他们的因袭负担，描写了那些落后和愚昧的封建意识。这些精神枷锁，就像几十条绳索，沉重地套在他们身上。——无疑，这是我们国家长期落后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所以介绍这些过去的生活，当然不是为那个惨绝人寰的事件进行控诉，也不是为那个失掉生命的农民们唱挽歌。我只是想把中国农民的伦理道德和精神，重新放在历史的天平上再秤量一下。我要使人们看到这种勤劳勇敢，吃苦耐劳和团结互爱精神的分量。首先树立起对人类生存的信心，然后是对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的信心。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我坚定地相信我们这个国家会越来越好，一定会比我们来到她的土地上时，变得更好一些。
三
我是在十四岁时，开始接触到黄泛区的难民流浪生活的。一九四二年，我作为一个流亡学生，随同大批黄泛区难民，由洛阳逃到西安。当时的陇海铁路线，是一条饥饿的走廊。成千上万的难民，向西边缓缓地移动着，他们推着小车，挑着破筐，挎着篮子，小车上放着锅碗，筐子里坐着孩子，篮子里放着拣来的草根树皮。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流民图”，但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恐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