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品 鹌鹑 九品 海马
杂职 练雀 风宪官 獬豸
明代对补子品级图案的规定还不十分严格，一些没有正式官职的杂职人员也可以用杂禽、杂花补子。其他还有用应景补子的，如：正月十五的“灯景”补子，五月端阳的“艾虎”、“五毒”，七月的“鹊桥”，以及“葫芦”、“菊花”等正式品服之外的补子，大多是内臣、官眷等人触景生情自己置办的。
明代在本色官服之外还有赐服，初意是由皇帝特别恩准赐予有功勋的官员，以后朝政腐败，赐服也已变质，主要是视皇帝的喜好、需要了。一种赐服是官品未到而赐予的，如官未至一品而赐佩玉带，正二品赐服公、侯的麒麟服，或品级低的赐服一、二品的仙鹤、锦鸡服。嘉靖时，皇帝朱厚熜好道教，学士严讷、李春芳、董份因能撰写青词①，都以五品官得赐服仙鹤(《明史·舆服志》)。另一种是赐服蟒衣、飞鱼、斗牛服。蟒的纹样与龙相仿，仅比龙少一爪；飞鱼为有鱼鳍、鱼尾之蟒；斗牛是蟒头上多两个牛角。这三种纹样像龙，是衮龙服外最为尊贵的纹饰。因为三者形象近似，容易相混，有时难免错认。《明史·舆服志》载有这样一桩事：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朱厚熜出行，群臣朝于驻跸〔bi毕〕所(途中停留暂住的地方)。兵部尚书张瓒〔zan赞〕“服蟒”朝见。皇帝见了大怒，质问：“尚书是二品官，为什么自穿蟒服？”阁臣夏言答：“张瓒所穿是皇帝赏赐的飞鱼服，鲜明像蟒，并不是蟒。”朱厚熜仍以其多有冒犯，要严加禁止。结果是礼部奏定，文武官员不准擅用蟒衣、飞鱼、斗牛服，以及其他违禁的华异服色。
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定忠静冠服，作为品官燕居时的服装。取名“忠静”，意思是“进思尽忠，退思补过”(《明史·舆服志》)。这是一种仿古冠服，乌纱帽，冠顶有三梁，各压以金线，沿有金边，四品以下官员去掉金边用浅色丝线。忠静冠也是明代的创制。这种冠服使用范围较广，王府将军中尉，在京七品以上官员，八品以上翰林院、国子监、行人司官，在外的各府堂官、州县正堂、儒学教官，及武官都督以上都可以穿用。崇祯时曾令百官燕居时都用忠静冠服。
内臣服饰。朱元璋取得政权后，深以历史上宦官的祸国乱政为鉴戒，严禁宦官干政，对宦官作了种种限制。明初规定：凡内臣(宦官)不许读书识字；不得兼外朝文武官职衔；政府各部门不得与内臣有公文来往；内臣的品级不得超过四品；内臣不许戴朝冠、幞头，不得穿外朝官员的服装。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规定：内使监参与朝会，按品用朝服、公服。平时的常服，是葵花胸背团领衫，不拘颜色；乌纱描金曲脚帽；犀角带。没有品级的，只服用团领衫，衫上没有胸背花。并在宫门铸一铁牌，上刻“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做出这些规定的目的是使宦官成为名副其实的宫廷仆役。但是，事与愿违，有明一代宦官之为害，却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朝代之一。朱元璋晚年，已经违背初衷，让内臣参与了一些政府的经济活动。这当然还是极有限度的。到明成祖朱棣时，由于他是依赖宦官取得政权的，所以，永乐时期，宦官的地位大大提高，不仅名称上“改监正曰太监”，事实上，也参与了国家大事，出使地方，有的还成为地方的监军。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设置东厂，令宦官刺探臣民隐事。这是一种特务活动，而宦官的权力已凌驾于朝臣之上了。此时内臣的冠服，早已非复往昔，制度上明确规定，陪侍帝王左右的宦官“必蟒服，制如曳撒，绣蟒于左右，系以鸾带”，其“贵而用事者，赐蟒，文武一品官所不易得也”(《明史·舆服志》)。明熹宗时，大宦官魏忠贤把持朝政，他的朝服不仅与外廷相同，且有超越。他的朝冠已加至九梁，并戴上公、侯、伯爵的簪缨。直到熹宗死去，才有所收敛。
冠服之外的佩饰有牙牌。这是内官及在京各司常朝官都需随身悬挂的，用来作为出入关防的凭证。官员牙牌以象牙为料，上面刻有官职。拜官时由高宝司颁给，转官时须缴还，不得转借，否则就要坐罪。内使、小火者用乌木牌，校尉、力士、勇士、小厮等用铜牌。明武帝时太监刘瑾图谋不轨，不仅私制兵器，伪造宝印，且改制牙牌。抄没他家时，除金银珠宝、蟒衣衮袍外，牙牌竟有两大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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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青词：道教斋蘸仪式上写给“天神”的奏章表文，因用硃笔写于青藤纸上，故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