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帝王屡次颁令，限制士人庶民的服色花样。实际上是要求庶民的服饰形制越简单越好，色彩越单调越好。天圣三年(公元1025年)皇帝下诏：“在京士庶，不得衣黑褐地白花衣服并蓝、黄、紫地撮晕花样，妇女不得将白色、褐色毛段(缎)并淡褐色匹帛制造衣服，令开封府限十日断绝”(《宋史·舆服五》)。可见，宋代民服日趋单调和朝廷的禁令密切相关。
第四节 胡服
宋代伊始，朝廷便对少数民族服饰的传入严加禁止。后来，宋徽宗下诏：“京城内近日有衣装杂以外裔形制之人，以戴毡笠子、着战袍、系蕃束带之类，开封府宜严行禁止。”(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三)事实上，服饰文化不可能完全静止不变。每个时代，人们都会根据当时的经济、文化状况，依据特定的审美要求，适当地改变自己的衣着。胡服在中原不仅没有灭绝，反而有所滋蔓。宋徽宗又下诏：“敢为契丹服若毡笠、钩墩(一种妇女靴裤)之类者，以违御笔论。”(《宋史·舆服五》)这种措词相当激烈，可见皇帝把胡服看成是洪水猛兽，要严加防范。宋代北方先因契丹族势力强大，后因女真族兴起，胡服流行范围不断扩大。据《揽辔录》记载：“最甚者衣服之类，其制尽为胡矣，自过淮以北皆然。”有些妇女的发式效仿女真族，作束发垂头式样，称为“女真妆”。开始于宫中，继而遍及四方。临安舞女则戴茸茸狸帽和窄窄胡衫。《续资治通鉴》记载孝宗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臣僚言：“临安府风俗，自十数年来，服饰乱常，习为边装……中原士民，延首企踵，欲复见中都之制度者三四十年却不可得。而东南之民，乃反效于异方之习而不自知。”可见，南宋时期南方已经受到了北方民族服饰及生活习俗的严重影响。
第五节 梳妆
宋代妇女的发髻种类颇多。有的梳成“朝天髻”，即把发梳至头顶，先编成两个圆柱型发髻，然后将发髻朝前反搭，伸向前额。为使发髻高耸，在髻下衬有簪钗花钿，将发髻前端高高托起。有的梳成“同心髻”，即将头发束在顶部，然后编成一个圆髻，示意渴望团圆，故称“同心髻”。有的梳成“流苏髻”，髻式上耸而略向后倾，插上各种珠翠，并有两条红飘带垂下。
为了使发髻更加光彩夺目，有的用金银珠翠制成多种花鸟、簪钗、梳篦插在髻上。有的喜用罗、绢、金、玉、玳瑁制成桃、杏、荷、菊、梅等花卉簪在髻上。有的冠上插花，用漆纱、金、银、玉制成高冠，冠插白角长梳，左右两侧插花，把一年四季名花同时嵌在冠上，称之为“一年景”。据史书记载，宋徽宗时，汴京妇女“作大鬓方额”。政和、宣和之际，“尚急扎垂肩”，即北宋流行的一种妇女高冠，高不能过七寸，广不能过一尺。宣和后，“多梳云尖巧额，鬓撑金凤”。由于妇女插花的影响，皇帝大臣也时有插花。有首诗戏谑说：“牡丹芍药蔷薇朵，都向千官帽上开。”宋代妇女喜欢戴真花，以牡丹、芍药为多。她们穿什么装戴什么花形成了一系列模式。例如，穿紫衣服，簪白花；穿鹅黄衣服，簪紫花；穿红衣服，簪黄花。有的宫女，上着紫衫，下穿桔红长裙，头簪紫花。逢年过节，妇女们都特意打扮一番。周密在《武林旧事·元夕》中写到：“元夕(正月十五日夜)节物(应时节的景物)，妇女皆戴珠、翠、闹蛾、玉梅、雪柳……，而衣多尚白，月下所宜也。”闹蛾是妇女一种头饰，用乌金纸剪成蝶形，以朱粉点染。玉梅是用白绢制的梅花。雪柳是用纸或绢制成的迎春花枝。还有一种额饰“梅花妆”。说到它的来历，不免回溯一段故事。据说，南朝宋武帝的女儿寿阳公主在正月初七卧于含章殿檐下时，忽然梅花落在她的额上，仕女们觉得非常美丽，争相效仿，在额上画梅，于是“梅花妆”流行开来。历经隋唐五代，到宋代仍然很盛行。
宋代花冠
宋代妇女讲究眉式，佩戴耳环。不论皇后还是宫女，常把眉画成宽阔的月形，然后在月眉的一端(或上或下)用笔晕染，由深及浅，向外散开，别有风韵。宋代妇女的耳环，有的用金丝打制成“S”型，一端作尖状，一端成薄片，在薄片上浮雕花卉。江西彭泽宋墓出土文物中有这种耳环。有的由两个金片合成，金片上压印着繁缛的纹饰，中间为两个对称瓜果，上下枝叶蔓延，穿耳金丝呈枝杆状，与金片纹饰浑然一体。这种文物见于江苏无锡宋墓。
宋代瓜果式金耳环
宋代妇女佩带香囊。青年男女离别时，女方常以香囊相赠，留作纪念。有的用素罗制成，绣有鸳鸯莲花，背面平纹素纱，沿口用双股褐色线编成花穗作为装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