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五代服饰
五代自后梁开平元年(公元907年)至南唐交泰元年(公元958年)历经50余载，服饰大体沿袭唐制。但也有不同，即幞头巾子变化明显。“五代帝王多裹朝天幞头，二脚上翘。四方僭位之主，各创新样，或翘上后反折于下；或如团扇、蕉叶之状，合抱于前。伪孟蜀始以漆纱为之，湖南马希范二角左右长丈余，谓之龙角，人或误触之，则终日头痛。”(《幕府燕闲录》)唐、宋二代幞头样式不同，中间经历了五代时期的转型样式。后唐李存勖〔xu绪〕即位后，尚方进御巾裹，有圣逍遥、安乐巾、珠龙便巾、清凉、宝山、交龙、太守、六合、舍人、二仪等数十种。南唐韩熙载在江南造轻纱帽，人称“韩君轻格”。这种巾式，上不同唐，下不同宋，比宋代东坡巾要高，顶呈尖形。
南唐的女裙也自有特点。韩熙载任中书侍郎时，广蓄歌伎，日夜宴饮。后主命画家顾闳中夜至其第窥伺，顾回来后凭记忆绘成《韩熙载夜宴图》，描绘了五代时期姬伎歌女夜宴的场面。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当时女性的服饰特点。她们的发式具有唐宋之间的转变形式，其裙束得比唐代的低，裙带较长，披帛比唐代的窄长。
前蜀建立者王建喜欢戴大帽，但又担心因与众不同，外出时会暴露自己，不够安全，于是下令平民百姓都戴大帽，形成举国上下戴大帽子的风尚。他的儿子王衍自制夹巾(一作尖巾)，其状如锥，庶民都来效仿，晚年竞尚小帽，称之“危脑帽”。
有些古怪的事物发展为时尚，而趣味也随之变化。妇女缠足，可能起于五代。五代时，南唐皇帝李后主有个宫女用帛缠足，足形弯如月牙儿。她在六尺高的金制莲花上轻盈起舞，很受李后主的宠爱。此后，缠足之风愈演愈烈，残害中国妇女达千年之久。“金莲”便成了妇女小脚的代名词。但从事沉重体力劳动的广大妇女常常是不裹足的。
第六章 宋代服饰
宋代崇尚礼制，冠服制度最为繁缛。宋代初年，朝廷参照前代衣服式样规定了皇帝、皇太子、后妃、诸臣、士、庶人的服式。后来，三番五次修改，直到宋亡，一直未停。宋代官府设有专门作坊从事各种绢帛、丝织品的生产。北宋都城设有绫锦院，征调手艺精湛的工匠织作锦、罗、绉、縠、绫、絁等高级丝织品，以供皇室及朝廷官吏制作服饰的需要。绫锦院发展到拥有400张织机。许多州、府也有专门机构，从事各种织物的织作。欧阳修曾用“孤城秋枕水，千室夜鸣机”的诗句来形容婺[wu务]州东阳(今浙江东阳)丝织业繁荣的景象。从服饰所需物质条件上看，宋代不亚于唐代，但宋与唐相比，服饰款式少有创新，而且色彩单调，向质朴、洁净、自然的方向倾斜。这可能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宋王朝国内阶级斗争尖锐，加上辽、金相继南下，战争连绵，火与血给现实生活带来灾难。尤其是南宋，半壁江山，风雨飘摇，岁月难熬。权贵们只望苟延残喘，无意在服饰上煞费苦心。一是宋代晚期程朱理学影响较大，它主张“天理是至善的，人欲是万恶的”，存天理，必然灭人欲，对人们的思想有所钳制。看来，一个时代的服饰特点和当时的社会文化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
宋朝曾三令五申禁止胡服传入，但是，实际上胡服在中原有增无减；到了南宋，胡服流传更广。可见，服饰文化是个相当复杂的社会现象，它涉及到人类学、历史学、心理学、生理学、艺术等诸多因素，不是简单的官方命令所能左右的。
第一节 官服
宋代皇帝服饰有大裘冕、衮服、通天冠、绛沙袍、履袍、衫袍、窄袍、御阅服。大裘冕是祭祀昊天上帝时的礼服。大裘，用黑羔皮制成，领袖用黑缯。冕，无旒，前圆后方，前低后高，玄表朱里，以缯制成。衮服是祭祀宗庙、朝太清宫、受册尊号、元日受朝、册皇太子时的衣着。衮服为青色，绣有日、月、星辰、山、龙、雉、虎蜼[wei伟，一种长尾猿]七种图形，红裙绣有藻、火、粉米、黼、黻五种图形。冕有十二旒，二纩，并贯珍珠，冕版用龙鳞锦表。通天冠是大祭祀、大朝会、大册命、亲耕籍田时的首服。宋代通天冠与唐代的有所不同，它是用辽东产的北珠镶嵌。虽说也是24梁，加金博山，但它是用金或玳瑁制成蝉形嵌在冠上。冠高、宽均为一尺，青表朱里。与通天冠相配的绛纱袍，用云龙红金条纱制成，红色袍里，黑色袖口。履袍是大礼完毕还宫、乘大辇时的便装，以绛罗制成，因着履，故称履袍。如穿靴，则称靴袍。履、靴都用黑皮。衫袍是大宴时的衣着，有赭黄、淡黄、红色等色。窄袍用于平时理政时。御阅服是皇帝的戎服，为骑马阅兵时的着装。综上可知，皇帝在不同场合着装不同，祭祀时要求庄重，理朝时要求神圣，巡视时要求便捷，阅兵时要求威武，无一不体现至高无上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