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养女的两个父亲，一个生父，一个养父，都死在63号。我死了一个老刘，实际上也 死了我自己。至今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还活在世上。你说说，我为什么还活在世上？
***死，是留下许多问号的一片空白。***
永恒的怀念
1968年54岁 女 K市K区某中学教师
我就是你听说的那个“给死人送钱的女人”。我的全部痛苦都在这句话上。你看我现在 很平静了，是不是？可是这句话是我的一个万丈深渊，我一碰上它就陷下去，很深很深地陷 下去。
我丈夫是六九年十二月十七日死的。死在63号里。我从来没去过63号，后来知道那里 的厉害了，好几个工程师都死在里边。但你要认识老钱——我丈夫，就知道他不是招灾惹祸 那种人；他在这个厂里干了二十年的供应管理，连家里用个螺丝钉也不从厂子里拿。为什么 非叫他死不可？而且是活活把他吊打死的？
我和他从小认识，他脾气有点暴躁，可人正直，埋头工作，我们生活得清贫但是很骨 气。他一直是个小业务干部，七品小官也没当过，我一直是个普通教师。我们有五个孩子， 对孩子搞智力投资，所有收入都花在孩子身上，送他们都上了大学。“文革”抄家时，我家 最穷，挖墙刨地也找不出值钱的东西来。箱子里一半是空的，存折上只有一百多块钱。只有 一把破旧的西餐刀，被他们当做匕首拿去展览做为老钱的罪证。
老钱的罪名，说是参加刘工程师家的“裴多菲俱乐部”。要是听他们说，刘工程师家真 好像有个暗藏的搞破坏的组织，其实哪里是那样，我也常去那儿玩呀。
解放初期，这儿都是大水洼。范旭东、侯德榜为了把厂子搞起来，气魄很大，凡是燕京 大学、复旦大学和南开大学毕业生前三名的，都要。还用高薪聘请各种技术专家。一时人才 云集，周总理还说这里是“技术篓子”呢！这些高级人才都住在“新村”，一片整齐的小房 小院。那时没有娱乐场所，知识分子总要精神来点享受，怎么办呢？刘工程师夫妇好玩，好 客，房子又富裕，大家就常到他家聚会。唱戏，打牌，可是从不来钱的。大家互相记住生 日，逢到谁生日，或过年过节，就备带一点菜凑在一起玩玩，关系都非常融洽。我家不住在 “新村”，住“三角地”，可老钱喜欢京剧，唱小生，唱周渝，胡琴拉得不错，我唱程派， 刘工程师夫妇也好唱，就常去凑一台戏唱唱。就这么简单。但是这些知识分子大都出身差 些，早就被注意上了。记得我们一起聚会时，新村的街道代表曾经爬上树往屋里看，当时我 们以为他是想看热闹呢。我家的小儿子喜欢玩无线电，房上总扯些天线，有一次街道代表和 民警忽然来我家，说为了安全查电路。后来搞“裴多菲俱乐部”说要找电台，找到电台后就 去北京向毛主席报喜，我才明白我们一直是被注意对象。这我就非常后怕——我女婿从朝鲜 战场曾经带回一点美军的电器零件，小耳机什么的，后来全被我那喜欢无线电的小儿子去新 疆上学时带走了。如果没带走，大事了，证据确凿，肯定电台就在我家了。我家非全给弄死 不可，那时想起来后怕的事真不少。
清队开始时，老钱为这事受审查，可他属于“走读”的，每天晚上可以回家住。一天突 然他没回来，等到夜里十二点多，我就犯嘀咕了，跑到外边黑灯瞎火转了几圈，还是不见人 影。一点多时，砰砰砸门，厂里来帮人闯进门就抄家。我问：“老钱怎么没回来？”他们 说：“暂时不回来了。”从此，我就再没见过他。他那天早晨离开家去到厂子时，那样子太 平常了，可就这么平平常常走了，没有生离死别，但一去就算完了。怎么人这么容易就完了 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