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十二点后通知我才准睡觉，五点钟就喊我起床。天天想什么时审就把我拉去。真打 得要命呀！有一次三个壮男人把我推倒，围着踢我。浑身上下不分地方使足劲踢，鼻子哗哗 流血，他们就用我抄写的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堵鼻血，嘴肿得多少天没法吃东西，每次我 都以为这回要把我打死了。
他们整人的法子可多了。有时叫我手棒着一大堆铁链子围着椅子跑，不许停，一直昏倒 下来。有两个小青年最凶，他俩把我举起来，一个抓住头，一个抓住脚，像拧洗过的床单那 样拧，全身骨节都要折了那么疼，疼得我一喊，他们就打开留声机放唱片，把声音放得特别 大，好压过我的喊声。
我当然不能承认，我认了，他们就会拿这东西去逼老刘，老刘非死不可了。我想，我宁 愿自己叫他们整死，也不能叫他们把老刘整死。
他们还有个办法，就是经常饿我，有几次一天多不给我一口东西吃，饿得我把草垫子的 稻草抽出来塞在嘴里嚼，硬咽下去，成牲口了。后来我吃饭时常常剩下半个窝头藏在稻草 里，预备挨饿时吃，可有时用上它时已经长绿毛了，吃得拉肚子。
往后我也学精了，不硬顶，干脆胡说。
他们问：“你在俱乐部跟谁打过牌？”我就说：“跟蒋介石和宋美龄。”
他们问：“你们留着那套旧军装干什么用？”我就说：“每天穿一会儿，纪念国民 党。”
当他们知道我存心胡说，整我整得更凶。一天，他们对我说：“你升级了，今天枪毙 你！”就拿棉袄盖上我的头，押上一辆吉普车，跑了一个多钟头，其实就在工厂后边盐滩上 来回乱转。然后拽下车推进一间破屋。一排排人，全是官，还有穿军装的人。他们的问话很 横：
“你的发报机呢？”我说：“扔进河里了。”
他们又问：“电报机的图纸哪儿来的？”我说：“在新华书店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