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拉西为了解释这些细小、盲目、相对来说没有头脑的动物建造形体如此庞大、内部结构如此复杂的建筑物的能力,便需要用自己的新词来描绘它。是每一只白蚁都有着一份图纸, 还是那详细到每个拱顶的整个设计都编码于它的DNA?或者,由于这么多小小脑袋互相联系,整个群体便有了可与大承包商相比的集体的智慧力量?
格拉西把一批白蚁放进一只盛满泥土和木屑的盘子,观察它们怎样工作。木屑的成分是木质素,是种微型木料。开始,它们的举止一点也不象个承包商。没有谁站在那儿发号施令或收费。它们只是团团转着跑来跑去,漫无次序地衔起土粒木屑又放下。后来,两三颗土粒木屑碰巧堆叠在一起,这一来一下子改变了所有白蚁的行为。它们开始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发疯一样把注意力集中到初始的柱上,给它加上新的木屑和土粒。达到一定的高度后,建筑停止了,直到近处建成了别的柱子,他们才重新活跃起来。这时,构造由柱变成了拱,弯得匀匀的,然后合拢,一个拱券建成了。于是,几只白蚁又开始建造另一个拱券。
构造语言的工作大概也是如此。可以想象,原始的印欧语系的人偶然凑到一起,胡叫乱嚷着。有一次是被蜂包围了吧,其中一个突然嚷道:“Bhei——!”这时,其余的人就采用了bhei,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于是,这部分语言就作成了。不过,这是一种有局限性的、过于机械的观点。这种观点把音素当作木屑,意味着语法的深层结构是由象粘固木屑的某种粘合剂作成的。我不赞同这一观点。
更有可能的是,语言只是活着,象一个生物一样。我们谈论活的语言时,彼此讲述的就是这件事。我想,我们所说的“活”并不纯是一个相象的比喻。我们的意思是语言真的活着。词是语言的细胞,它们使语言的巨大身体活动起来。
语言生长、演化、身后留下化石。单个的词象动物的不同的种,突变时有发生。不同的词融合,然后交配,杂交词和作为野生变种的复合词便是它们的子嗣。有些混成词酷象亲本中的一方,而其另一方则是隐性的。一个词今年的用法是其表现型,但它还有一个深层的、不变的意义常常隐藏着,那就是它的遗传型。
如果我们对二者都更多了解的话,遗传学的语言可用来以类似这样的方式描述语言的遗传。
大约在五千年前或者更早的时候,印欧语系的种种独立的语言可能原是一种语言。操这一语言的人们由于迁徙而分离,这对语言产生了影响。这种现象可与达尔文在加拉帕戈斯群岛观察到的物种形成相比较,各种语言成了不同的种,跟始祖保留着足够的相似之处,因而仍可看到同属一族的相似性。种种不同的语言一直在变化着,变化的原因是操不同语言的人偶尔与自己的语言孤岛之外的人接触,还可能是随机的突变。
但是,词还有其他的性质,使得它们看起来、摸起来都象是活的、会动的、具有自己头脑的生物。要感觉这一点,最好能找到一本把全部词根上溯到假定的化石语言——原始印欧语——的词典,把它们查出来,然后观察它们的行为。
有些词始于印欧语,后来涌入世界上很多地区的宗教。比如,blaghmen一词意为神甫。它进入拉丁语和中古英语,形式是flamen,这是异教徒对神甫的称呼;进入梵语作brahma, 后来成了brahman(婆罗门)。Weid,意为看见,后来有了智慧和机敏的内涵。进入日耳曼语系,成为witan,进入古英语为wis,后为wisdom(智慧)。它又成了拉丁语里的videre(看见),于是有了英语的vision(视觉)。它加了后缀成为woid-o,于是又成了梵语veda(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