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遗憾地皱了皱眉，无可奈何他说：“你把地点留给我吧！有空我去看看你！”
“这……这不大方便。我们后会有期吧！”我举起柳棍儿轰赶牲口，极无礼貌地拒人于 门之外。
奈何？
我怎么能让昔日的学友，到“四路通”来呢？那儿除了少许几名干部之外，都是清一色 的老右——中间还有一个阴阳人，他是既不能称之为干部，又不能称为右派的摘帽右派—— 我们的“头人”。
归途上，我仿佛是受了侮辱似的，心情十分郁闷。其实，老学友梁佩瑜丝毫没有流露出 对我的轻蔑之情，实因我过于自尊，过于敏感，才产生这般的怪诞心理。我不禁羡慕起这匹 蒙古马来了，它无痛苦，更没有人类具有的种种思绪。它套上夹板和套具，埋头拉车，卸了 车打个滚，进马厩去吃草料，周而复始，单调如一。也许我的生命退化成一匹马，或者说那 头毛驴，就获得了永恒的平静和自由。
不管“头人”出于什么动机，应当说是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我不再俱怕那匹蒙古马了。 我能摇鞭赶马车了。这在知识分子工农化上，算是一个进步。俗话说：“艺多不压身。”至 于文化是否在工农化过程中退化，那是哲学家们的课题，我无需多来饶舌。从此以后，只要 老温不在，车把式的任务非我莫属。记得，已是1960年的深秋时节，“头人”分配我赶着 马车去北京东北郊的九龙山酿酒厂拉稀酒糟。大平板车上用绳索固定住一只大洋铁桶。当 时，报社。出版社和新华社北京分社的机关食堂，已经出现了玉米核搓成浆液后掺真正玉米 面蒸成的窝窝头，饭桌上已出现了代替真正肉食的人造肉。1958年大跃进吹牛吹出的谎 祸，在北京各个机关和家庭的餐桌上已然呈现出恶果（山东、河南……包括“天府之国”四 川，饿死了数以百万计的平民百姓）。因此，拉稀酒糟养猪，成了饥饿年代中的特殊任务。 我身为一个戴帽右派，黎明前披星戴月套车而出，直到乌鸦绕树飞鸣的黄昏才归。
身穿旧狗皮大氅，头戴一顶遮颜破棉帽，怀里搂着一杆轰赶牲口用的皮鞭，日行车几十 公里（因四路通离九龙山十分遥远），而且要穿过北京的建国门大街、崇文门、虹桥、金鱼 池、天桥、永定门大街等几个闹市区。
至今，我回忆起其中某些镜头来，还心惊肉颤。一天老诗人晏明当我的跟车助手（报社 干部经常来生产点参加短期劳动），和我一起奔赴九龙山去拉稀酒糟。当马车行至金鱼池大 街向虹桥路拐弯的丁字路口时，这匹蒙古马弯子拐得太直了，直直地向北冲去。好家伙，大 车的左轮子不偏不斜正好撞到街心的交通指挥台上。红色的交通指挥台被撞得挪了窝，交通 警察险些葬身于车轮之下。
我拼命勒嚼子，马车停下了。
那交通警察怒斥道：“你这是怎么搞的？”
说真的，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事情发生在短短的瞬间，我只好愣愣地听着训 话。
“你会赶车吗？”
“为什么偏偏冲撞交通指挥台？”
“你是哪个公社的？”
“我一定要通知你们公社。”
交通警察脸气得煞白，我尴尬得满脸滴汗。这时，多亏老诗人晏明跳下车来，为我解了 围。他说：“真对不起，他是我们报社的下放干部，过去没赶过马车进城。初学乍练，撞了 指挥台，请你多多原谅！”
他没有通报我的右派身份，而冠之以“下放于部”的美称。那警察拍拍腿上的尘土，狠 狠地瞪了我两眼，警告我说：“撞交通指挥台犯法，要是碾坏了警察，罪上加罪，懂了 吗？”
“懂了！懂了！”
我懂了什么？我完全是机械地回答。等马车继续上路之后，我连连感谢晏明同志说： “多亏了你，不然也许会把我拘留几天呢！”
生活真他妈的充满了戏剧性。是不是我在光天化日之下遇见了“鬼打墙”了？！黄昏时 分，当我赶着马车，拉着一大桶稀酒糟回来，走过狭窄的虹桥路时（当时虹桥路是北高南低 的缓坡，中间有一条有轨电车道），一辆叮铃叮铃作响的有轨电车，从马车后驶了过来。电 车司机可能是出于好心，怕撞上马车。岂不知我赶着的这匹内蒙古来的儿马蛋子，还没有听 惯城市的嘈杂音响。这突然响起在我们身后的一连串铃声，使这匹马先是竖起耳朵，然后是 迈开四蹄狂奔。我的天！车上拉着的是一车稀酒糟，车上还坐着我和晏明。尤其糟糕的是， 这段路是下坡，欲停车而不能。车铃早在我们身后哑下去了，而车却越跑越快，这匹受了惊 的烈马，不知哪儿来的那么大的力气，一口气拉着我们跑下了虹桥路，才逐渐放慢了速度。 值得庆幸的是，当时已过了上下班的高峰期，街道上自行车和行人都比较稀少，算是闹了一 场虚惊，没有伤及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