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就是要工农化。”他振振有辞地回答我。“要从严从难要求自己。”
“赶马车是需要技术的，万一出点问题… ”
“办事不能瞻前顾后的，叫你去你就该去。”
“我只是讲明理由。”我争辩着。
“这儿都是没摆弄过马车的人，你说该派谁去？”他一板起面孔，眼睛就拉成一条直 线，窄小的上下眼皮之间，闪烁出火辣辣的光，“活儿难，正是考验自己的最好时机。”
“赶马车不是开玩笑的事情，我怕承担责任！”我说。
“活儿反正是分派给你了，干不干由你！”说罢，他转身走开去菜园了。
我木桩子般地愣在那儿，前思后想了一会儿，明明知道是给我穿小鞋，可这双夹脚的小 鞋还是要穿。我走近马厩，那匹枣红色的儿马蛋子，立刻竖起耳朵盯着我。
老温告诉过我，这头牲畜不但踢人还会咬人，他第一次牵它出马厩的时候，它一口就咬 掉了他制服上的两颗钮扣。我悄悄解着马槽上的缰绳，生怕惊扰了它，使它发出野性。尽管 这样，它还是冷不丁地来了一口，我往后一闪身，它长长的马牙撕坏了我外衣衣襟。这一 下，反而激励了我征服它的勇气，索性贴上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给这匹儿马蛋子戴 上铁丝笼头，然后，拉紧马缰，把这家伙给拉出了马厩。新华分社的老右张辛城，帮助我给 它戴上套具，我拔了根树棍当作马鞭，硬是冒充车把式，把车赶出了生产点的院墙。
前不久，老右赶车曾发生过一段笑话。那是戴着近视镜的赵老夫子，赶着一头小毛驴车 去玉米地送肥，归来时发生的。本来毛驴比儿马蛋子驯服得多，一般说来赶毛驴车并不困 难。只是1960年的饥荒席卷全国，我们都常以瓜菜代粮了，毛驴很难吃到料。那天，赵老 夫子送完肥，赶着小毛驴车回生产点。他口袋里偷偷藏了几个青玉米，在无人的地段便掏出 来啃着、嚼着、咽着… 不知是赵老夫子偷青刺激了毛驴的肠胃，还是他那狼吞虎咽的架式 使毛驴感到眼馋，反正这家伙拉起小车就往生产点连蹦带跑。在大路往生产点拐弯的丁字路 口，有一个用碎砖头垒起来的公共女厕所，那驴儿可能想到糟头吃草的心情太急切了，在拐 弯时硬是不听赵老夫子的鞭杆指挥，拉着车没去拐90°的死弯，直接从马路上斜冲了下 来。
这一下可不要紧，公共厕所的墙被小车给撞倒了，里边两个妇女正蹲着，一下惊呼起 来，“啊— ”“哎呀— ”她俩一边往上提裤子，一边破口大骂：
“你会赶车吗？”
“怎么把车往女厕所的墙上赶？”
“流氓— ”
“带眼镜的四眼流氓— ”
赵老夫子操着南方口音，连道歉；“真对不起，不是诚心撞墙，是我头一次赶车— ”
当时，正是老右收工吃饭的时候，大伙都看见了这幕戏剧。于是，赵筠秋赶车撞倒女厕 所这段不光彩的历史，便成为解忧排愁的笑料。右派陈德贵还把它编成了谜语，叫大家猜： “赵老夫子赶车撞倒女厕所，打一中国电影名字。谁能猜出来，奖糖球两个！”我们都觉得 这个谜语十分费解，因而无人应对出来，陈德贵只好抖出谜底说：“这部电影名叫《姐姐妹 妹站起来》。”
此时，轮到我赶车了，可是我赶的车不是小驴车，而是一辆地档道档的大胶轮平板车。 拉着这挂大车呱哒呱哒走着的，不是小毛驴儿，是一匹红鬃烈马；赵老夫子赶着车是往僻静 的野道运肥，而我赶着车是走向闹市拉砖；他偏腿坐在车辕旁，显得异常悠闲；我不敢坐上 马车，一只手拉着缰绳走在儿马蛋子旁边，心里紧张得怦怦乱跳。
还算不错，这匹蒙古马只是在“窝里反”，出门拉车倒显得十分安分，到了城墙豁口， 我把草料口袋扔在它嘴边，才想到这等于是假情假义，因为我不敢给它解下铁丝笼头。生怕 它再犯野性，咬了路旁的行人。
我衣衫褴褛。出于自尊，尽量不看路旁的来往过客，我从1946年进入北京，市内的熟 人和亲友为数不少，生怕被人看见我的酸楚之相。我弯腰搬起一块块沾有灰浆的城墙砖，往 大平板车上运着码着。本来这个活儿应当是两个人干的，我们那位“头人”偏偏照顾我，叫 我又搬、又运、又装、又码，美其名曰“严格要求”。等这一车砖头装完，已过了中午的吃 饭时间，如果仅仅肚子饿还可以挺过去。待我吆喝牲口刚离开城墙豁口不远，突然有个脆脆 的声音喊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