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之利益陆仟玖佰零壹元（内舍己扣押四十六本书价陆仟玖佰元及未扣押部分优待为壹
元）。”台北市政府收到我的“损害赔偿请求书”后，自知理亏，且知我来者不善，决定屈
服。乃在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九日上午，在法规委员会召开协议，主席林秋水，由洪以逊
代，另有新闻处赵鹏科长等，一共五位，与我达成“台北市政府国家赔偿事件协议记录”，
确定“本府部分执行人员误扣上述丛书上册属实，本案本府有赔偿责任”。八月二十九日，
开出损害赔偿国库支票“陆仟玖佰零壹元”，其中陆仟玖佰元是已扣押部分的折现；壹元部
分就是优待的罚金，于是我领走了有史以来第一宗的此类政府赔偿，大获全胜矣！
在台北市政府被我罚过一元后，高雄市政府又被我逮到，也罚它一元。全部经过，比罚
台北市政府还精彩。一九人五年四月十五日，我出版了《我给我画帽子》一书上市，高雄方
面，由盐埋区大仁路一四一号孙慧珍代为销售。不料到了六月二十七日，有警员王聪琰者，
跑来查扣，并出具编号第0三九三三四号“高雄市政府取缔违法出版品录影节目带三联单”
一纸，以资证明。因为这本书并没查禁，这下子被我抓到机会，遂在八月十日，去函国民党
高雄市长苏南成，指出：“因台端台南市长任上，本人曾写文章揭发台端为‘台湾第一不要
脸，，全市哗然，议员且纷纷以台端无耻为询。今日台端走马高雄，自然有假借职务上之权
力、教唆下属王聪琰、非法扣押上开书籍、妨害本人依法发行权利之嫌，显已触犯刑法第一
百三十四条、第二十九条及第三百零四条之罪嫌。又台端身为公务员，于执行职务行使公权
力时，故意不法侵害本人发行之权利，依国家赔偿法第二条及第六条规定，应由台端之衙门
负损害赔偿责任。”苏南成收信后，龟缩不复，一九八七年三月十三日，我由龙云翔律师代
理，向高雄市政府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书”，苦苦相逼。高雄市政府收到后，自知无法再
赖，乃于一九八七年五月九日上午，在高雄市警察局简报室召开协议，赔偿义务机关代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