衙门欺负你，作威作福；一方面你忍耐它的欺负，逆来顺受，这样子搭配，才完整构成这一
欺负的作业，而令大官人私心窃喜、获得快感。
如果被欺负的一方，挺身而斗、据理力争，不甘被欺负，而要跟衙门斤斤计较、纠缠不
休，则衙门未必胜算，而大官人未必得可偿失。斗争到最后，衙门之头可灰、大官人之脸可
土，而吾济“刁民”之一口鸟气，亦可稍吐于万一矣！我生平是深信这种斗争哲学的，我以
做“刁民，为荣。每遇到衙门找麻烦，只要是于法有亏、于手续欠妥的，我一定把麻烦找回
去。问题是一定得找到机会才好动手，好在国民党坏事做得多，机会是不愁没有的。
我生平著作上百册，可是国民党查禁了九十六册，查禁法令，种类滋彰，或根据“台湾
省戒严期间新闻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或根据“出版法”、或根据“戒严法”、或根据
“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不但弄得我们眼花镣乱，连他们自己也眼花镣
乱，尤其在下级执行人员执行时，更是眼花镣乱。就在这种眼花缭乱中，在几乎李敖作品每
出必禁的“惯性”下，一个机会来了。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五日，我出版了“李敖千秋评论
丛书”中《五十·五十·易》上下两册，其中下册经警备总部以“淆乱视听，挑拨政府与人
民情感”云云为由，予以扣押，井通令各级学校、警察机关……
等有关单位，清查报缴；但该丛书上册，却漏未查禁。不料令下之日，部分下级执行人
员却弄不清楚，索性见书就查，以致该丛书上册，也难以幸免，一并由台北市政府出具大量
查扣收据，满载而归。到了六月二十四日，我由龙云翔律师代理，向台北市政府提出“损害
赔偿请求书”，告诉他们：“正因为贵衙门有关人员利用职务上之机会，以强迫手段，违法
扣押未经查禁之书籍，致使请求权人所发行该丛书‘上册’除被违法扣押四十六本外，其余
未扣押部分，也因而不能陈列出售，妨害请求权人发行、出售之权利，损害请求权人可得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