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全集》，卷二十一，奏议二十一，《创办水陆师学堂折》。
③《全集》，卷二百十三，古文二，《创建尊经书院记》。
④《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一。⑤转引自《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晚清思想），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390～391页。
①《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一。②③《全集》，卷二百十三，古文二，《创建尊经书院记》。
①②《全集》，卷二百十三，古文二，《创建尊经书院记》。
第四节“师范学堂为教师造端之地，关系至重”
新旧学制交替之际，师资问题实为当务之急。仅知“子日诗云”的塾师，显然无法胜任声光电化之教学。广兴学堂所需要的数量庞大、知识结构全新的教员从何而来，成为新学制能否全面推行的成败关键。张之洞于此有诸多论述。他多次强调：“振兴教育，必先广储师资。师资不敷，学校何以兴盛？”①”各属开办学堂，全赖师范得人，课程方能合度。管理才能得宜。”②“国民教育必自小学始，欲得小学教育，必自养成师范始。……是以兴办师范尤为小学之先务。”③由此形成他的师资论。
在湖北推行新式学堂之始，张之洞为解决学堂师资之急需，曾从经心、两湖、江汉三书院选派优等学生“赴日本习师范，以为速成师范之预备”④，但这毕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师资的大量需求，于是决定在省内创办师范学堂。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张之洞在武昌城东宾阳门以南创设湖北师范学堂，以东路小学堂附属其旁，作为学生教学实习之处。课程除普通学科外，另加教育学、卫生学、教授法、学校管理法等科目。学额一百二十名。速成科一年毕业，正科二年或三年毕业。该校与张謇于同年开设于江苏的通州师范学校，同开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早的独立、完备的师范教育之先。
张之洞高度重视师范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基础地位。他在《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中说：“查各国中小学教员咸取材于师范学堂，故认师范学堂为教师造端之地，关系至重”①。故尔在“各学堂办法十五条”中，将师范列为第一的位置。为解各地新学大兴的燃眉之急，他极力主张先办师范速成科。在给学务大臣张百熙的信中，张之洞提出：“方今国势危急如救焚拯溺，夜以继日，犹恐不及，至师范速成科尤为紧要。若待完全师范毕业必须五年，各省小学堂将待五年后再开乎？”②他率先于湖北开办速成科，供各属学堂之急需。张之洞认为，教育的质量取决于教师的质量，而合格的教员非经正规师范训练不可。兴学之初，湖北各地出现学堂发展过猛的情况。黄州府中学堂学额定为二百四十名，荆州郧阳两府中学堂的学额也定为一百六十名。张之洞看出其中的弊端，立即札饬各府暂停中学，先办师范传习所。札文称：”小学不兴，不但普通实业各中学堂无合格学生，而国民教育亦终无普及之一日。”他批评各府盲目发展中学堂“实为懵昧可异。……其实府中学堂此时安有许多合格学生，此正如无根之条终归于萎，虽长奚为，无址之墉立见其倾，虽高安用，徒张虚名，不求实济，始基一坏，补救无从，可谓不思之甚，错谬之甚者矣。”与其办一些名不符实的中学堂，不如扎扎实实从抓合格师资入手，办好小学堂，以强固国民教育之基础。因此，“饬各该府将所设中学堂一律暂改为初级师范学堂，或先办速成师范，或先办师范传习所。”①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张之洞奉旨参予重订学堂章程。他重视师范教育的思想，在“癸卯学制”及《学务纲要》中得到充分体现。《学务纲要》载明：“师范学堂，意在全国中小学各有师资，此为学堂本源，兴学人手第一义。在“癸卯学制”中，各级各类师范教育相互配套，形成独立的完整体系。初级师范与中学堂平行，相当于现在的师范专科学校，优级师范与高等学堂平行，相当于现在的师范学院或师范大学。此外，还有简易师范科，师范传习所，实业教育讲习科等。中国近代师范教育的格局，从此得以奠基。
①②③《张文襄公牍稿》卷二十，二十一。
④《张文襄公治鄂记》。
①《全集》，卷五十七，奏议五十七。
②《全集》，卷二百二十，书札七，致张野秋。
①《全集》，卷一百零六，公牍二十一，《札各府暂停中学先办师范传习所》。
第五节 广派游学，收“百闻不如一见”之利
张之洞注意于派遣游学生是从九十年代任湖广总督时开始的。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日本驻华使臣矢野文雄函请选派中国学生二百名，陆续前往日本各学堂学习，并允支援经费，经朝廷议复同意。正在湖广总督任内的张之洞会商选择“聪颖子弟”湖北一百名，湖南五十名，前往日本学习武备、格致、农、商、工诸学。这是两湖派遣大批学生留日之始。张之洞之所以十分热衷于派遣游学生，与他急需洋务人才的愿望有关。他在《劝学篇》中曾说：
“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此赵营平百闻不于一见之说也。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此孟子置之庄狱之说也。”①他又从办学堂需要大批新式教员的角度提出了派遣游学生的必要性。庚子国变以后，张之洞痛心疾首于冥顽不灵的旧式官僚的误国，再次呼吁：“论今日育才强国之道，自以多派士人出洋游学为第一义。”②张之洞派遣游学生的方针是“西洋不如东洋”。一则，日本路近费少；二则离华近，易考察游学生情况；三则日文近於中文，易通晓；四则日人已对西书作了删节酌改，便于学习。因此，他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纪初叶，选派大批湖北学生留学日本，据粗略统计，达数千人之多，为留日学生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
除选派游学生出洋外，张之洞还大力提倡派遣官员出洋游历考查。中日甲午之战以后，张之洞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七月上奏道：洋务之兴，己数十年，而中外文武臣工，罕有洞悉中外形势，刻意讲求者，不知与不见之故也。不知外洋各国之所长，遂不知外洋各国之可患。……今欲破此沈迷，挽此积习，唯有多派文武员弁，出洋游历一策。①鉴于以前中国派员游历不诸外语，张之洞主张选才俊之士，分派游历各国，丰其经费，宽其岁月，随带翻译，以便深加考究，加工业、农业、水陆兵事、炮舰战舰、学校例律，均用心考求。张之洞派员游历东西洋，还有监视游学生的意图。令游历官员与游学生相熟悉，“灼知其品谊才识，何人为学行兼修之士，何人为乖张不逞之徒”。②为阻止留学生在国外接受新思想、走向革命，张之洞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派钱恂赴日，任湖北留日学生监督。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九月张之洞上奏，“饬筹防范之法”，分别制订《约束游学生章程》和《奖励游学生章程》，对“妄发议论，刊布干预政治之报章”的游学生，由中国出使大臣，“剀切诫谕学生，立即停辍。如有不遵，即行退学”。对于“循理守法”的学生，则给以举人、进士出身。企图用恐赫和收买两种手段，使广大游学生就范。然而，一批又一批游学生走向革命行列，己成趋势，这是清廷所无法阻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