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如果把"中原倾覆"与阮籍搭在一块，或许还有些道理。以上几条史料说明，当时的人们多把内忧外患、西晋亡国与玄学联系起来，认为其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具体的说法又有所不同，有人把罪责推到何晏、王弼那里，有人则把罪责推到以阮籍为代表的旷达派那里。晋室究竟因何而亡，成了千古一大公案。唐代所撰写的《晋书·儒林传》中说："有晋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饰华竞，祖述虚玄，摈阙里之典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遂使宪章弛废，名教颓毁，五胡乘间而竞逐，二京继踵以沦胥。"这种说法，似乎是直承范宁而来。唐人明确地把五胡乱中原、晋国灭亡的原因与士大夫"习正始之余论"联系起来。实际上，"正始"乃是一个外延不甚确定的概念，在历史上，似乎人们对"正始"之学与"竹林"之学并不加严格的区别，"正始"之学往往也包括"竹林"之学在内。问题是否如此，可以暂且不管，但就唐人所批评的实际内容看，与竹林之学的情况更为接近。因此，唐人对玄学的批评，实际上也包含着对阮籍的批评。
明代顾炎武似乎倾向于把晋室灭亡，甚至魏晋禅代的原因直接归之于竹林诸人。他说："（正始）十年则太傅司马懿杀大将军曹爽，而魏之大权移矣。三国鼎立至此垂三十年，一时名士风流，盛于雒下，乃其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即此诸贤为之倡也。自此以后，竞相祖述。??演说老庄，王、何为开晋之始，以至国亡于上，教沦于下，羌戎互僭，君臣屡易，非林下诸贤之咎而谁咎哉！"（《日知录》卷一三《正始》条）顾炎武对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正始名士与"竹林七贤"有所区分，但晋室灭亡的责任是哪一派，他说得仍然比较含糊。他一方面说，王、何"演说老庄"，开一代玄风，造成"国亡"、"教沦"，胡人入主，君臣易位的恶果，可是，最后他又把这个恶果说成是"林下之咎"。顾炎武似乎仍然把玄学当作一个整体予以评论，但联系他所说的实际内容看，他批评的主要予头应该说是指向竹林诸人，至少把晋室灭亡的原因归之于竹林诸人。正始十年，司马懿杀何晏，同年秋王弼遇疾而亡。文中又说："三国鼎立至此垂三十年"，洛阳兴起玄学之风，时间当在正始十年之后。这时，竹林之学代正始之学而崛起。因此，尽管顾炎武对正始名士与竹林名士均有指斥，但从实际内容上看，似以后者为主要批评对象。章太炎作《五朝学》，一反前人之说。一方面，他充分肯定了玄学的学术思想价值："五朝有玄学，知与恬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性，故骄淫息于上，躁竞弭乎下"；另一方面，反对把魏晋六朝国力积弱、亡乱不已的原因归罪于当时的学风，"世人见五朝在帝位日浅，国又削弱，因遗其学术行义弗道"，认为："五朝所以不竞，由任世贵，又以言貌举人，不在玄学。"（《章氏丛书·太炎文录》卷一）
章大炎从门阀士族制度和选才用人制度方面寻找六朝败乱的根源，可谓是慧眼独具，远超前人。但他完全否认学风方面的原因，似乎也有片面性。其实，六朝一直衰弱不振，原因固然很复杂，但除了章太炎所说的"由任世贵"、"言貌举人"等因素外，也与当时的士大夫崇尚自然、虚谈废务、浮文妨要的思想旨趣及生活态度有一定的关系。章太炎是为"五朝学"作辩护，但无论在逻辑上或在事实上，也包含着为阮籍辩护的意义。
纵观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对于阮籍的评价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这除了阮籍的思想与人格形象本身具有矛盾性，从而对历史的实际影响和作用具有两重性这一客观原因外，也与评论者自身的经历、性格，所处的时代，以及在分析问题时所采取的立场或视角有关。持否定意见的，或站在儒家之学的立场上，批评阮籍崇尚老庄道家思想，致使圣人之学沦肯；或站在维护风教的立场上，批评阮籍放荡无羁，废弃礼俗，破坏了纲常名教；或站在经世致用的立场上，批评阮籍及受其影响者，缺乏对社会的责任感，无所事事，以致清谈误国，等等。持肯定意见者，则站在同情阮籍的立场上，或为阮籍旷达纵放的生活情趣辩护，或盛赞阮籍才识之高，人格之美；或盛赞其玄学思想超世脱俗，有止躁息欲，净化人心，淳化世风的作用，等等。
对于历史上的争论，我们很难简单地评判孰是孰非。事实上，无论是对阮籍倾向于待否定态度者，还是倾向于持肯定态度者，他们的意见都是有一定的道理的。这不是折衷。历代两种不同的评价倾向，正是阮籍的思想及其人格的双重性表现，也是他对当世或后世的实际影响具有双重性的表现。
我们的眼光不能仅仅局限在古人的评价水平上。历史的发展早已翻开了全新的一页。在科学、文化发展水平和认识水平大大高千古人水平的今天，给阮籍作出更为准确、客观、全面的评价，恢复或复原阮籍的真实历史面貌，对于生活在新时代的今人来说，不仅是应该的，而且也是完全可能的。
三、对阮籍应作如何的评价
在本书以上各章，实际上我们对阮籍已经随文有所评论或评价。在本书将要结束之时，我们认为有必要再强调以下几点。
（一）畅一代庄学之风
在玄学思想发展史上，如果说何晏，特别是王弼在易、老方面开创了一代新的学术思想风气，那么，阮籍在倡导和推动庄学方面则有着独特的贡献，并由此形成易、老、庄三玄鼎立的学术思想格局。
两汉时期，儒学独尊，道家之学浸微，庄学地位之可怜，不仅远不能与儒学相比，甚至也不能与老学相比，它几乎衰落到近于绝学的边缘。《汉书·艺文志》著录道家之书三十六家，九百九十三篇，而先秦颇为兴盛的《庄子》五十二篇仅是其中的一家。汉时，关于《庄子》的学术著作仅有刘安的《庄子略要》和《庄子后解》两种，①而且，很可能这二书为一书之异名。对于《庄子》一书，当时注意的似乎甚为寥寥，见于前后两《汉书》的可以举出以下几家：其一为《汉书·王贡两龚鲍传》："蜀有严君平，??依老子、严（庄）
周之指蓄书十余万言。"然现在知道严君平只有老子之书，而不见庄子之书，此处所载或许是泛说，并非真有庄子的著作。其二为《汉书·叙传》："（班）
嗣虽修儒学，然贵老、严（庄）之术。"其三为《后汉书·马融传》："今以曲尺之羞，无灭资之驱，殆非老庄所谓也。"后两条虽提及庄子，但未必真有人对之有兴趣。
到三国曹魏正始时期，玄学大盛，但当时士人所爱好的仅是老子。虽然史籍屡有"老庄"并称的记载，事实上庄子仍然没有受到学术界的足够注意，不能与老子相比。《三国志·魏志·管辂传》注引《辂别传》云："冀州裴使君（徽）才理清明，能释玄虚，每论《易》及老、庄之道。"然而史载不见有其庄子之书的著录，大概裴徽也只是好谈老、庄，未必有书，或者此处也是概说，未必所谈论的内容真有庄子。又同书载："（管）辂论（何）晏云：'论老、庄则巧而多华'。"同处注引《何晏传》说："晏之以才秀知名，好老庄言，作《道德论》。"何晏爱好《老子》确是事实，然而说他爱好《庄子》似无史料佐证。这种重"老"轻"庄"的情况，到王弼那里才略有改变。《世说新语·文学》注引《王弼别传》说，王弼"少而察惠，十余岁便好老庄，通辩能言。"检王弼注《易》、《老》两书，其中屡屡称引《庄子》，史书说他"好老庄"，不能说没有根据。但是，王弼特别爱好的是《老子》，在此书上下功夫极深，于《庄子》也没有专门著作。以上情况表明在正始时期，庄学尚处于萌动阶段，其影响与地位根本无法与老学相抗衡。
《庄子》真正受到士人的重视，并且在思想界发生强烈影响而终成大国的，是从竹林时期开始的。这个时期，在玄学史上才开始出现《庄子》注一类的著作和关于《庄子》的专论。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庄学学者是向秀和阮籍二人。《世说新语·文学》说：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之外为"解义"，妙析奇趣，大畅玄风。这条记载有两点需要讨论：其一，在向秀之前注《庄子》者竟有数十家之多，这是否为史家夸张之说，我们可存而不论。检索现存史料，当时注《庄子》而所可知的仅有司马彪、崔撰、孟氏等三家。这三家在陆德明《经典释文》中都提到过。然而其书早已不存。司马彪为司马懿弟高阳王睦之长子，现在没有确凿的证据说明他注① 《庄子略要》，王应麟《玉海》作《要略》，《文选》江文通《杂体诗》注、谢灵 运《入华子岗诗》注、陶渊明《归去来辞》注、任彦昇《齐文宣王行状》注并引。《庄子 后解》，见《文选》张景阳《七命》注引。
《庄子》在向秀之前。孟氏生平不详，故无法确定他注《庄》的年代。据《向秀别传》载，向秀"唯好《庄子》，聊应崔譔所注，以备遗忘"（《世说新语·文学》注引），由此可知崔撰注确在向秀之前。其二，向秀之前，虽有注《庄》者，但"莫能究其旨要"。大概这一部分注家仍然回于汉代解经的学风，只注重字句的解释而不能理解《庄子》的义理，在当时的士人中未能发生真正影响，所以向秀不得不于"旧注之外为'解义，"，才使《庄子》的思想旨趣得以显现，井使庄学之风大畅。可见，真正使庄子之学兴盛而衍为一种学术思潮的，不是在竹林之前，而是在竹林时期。①在竹林名士中，对于倡导庄子之学及推动庄子之学的发展而起过巨大作用的，除了向秀之外，恐怕另一个就是阮籍了。阮籍没有为《庄子》作注，仅有《达庄论》和《大人先生传》两篇关于庄学的论文。就学术价值而言，这两篇文章比不上向秀的《庄子注》，因此，在思想或理论的层面，阮籍的影响或许比不上向秀。但庄学作为一种学风，不止表现在学术和思想方面，而且也体现为一种达观的生活情趣与放纵的行为，阮籍在这一侧面的作用尤为突出，超过了向秀的影响。还需要考虑到另外一种情况，对某一学风起鼓动作用的，不仅取决于某一理论水平的高低，而且也与理论家本身的声望高低有关。细绎史料，可知阮籍的声望高过向秀，依此而言，阮籍的畅玄之功也是不容忽视的。不论如何，至少可以这样说，阮、向都是推动庄学发展的重要人物。
嵇康的理论成就尤高于阮籍。然而从学术倾向这一特定层面上看，稽康的思想兴趣不是像阮籍那样专注于庄学方面，他似乎对于老学的兴趣更为浓厚一些。嵇康的学术思想方面的著作颇多，对庄子思想也有不少的称引，但没有一篇是讨论庄子之学的专论。因此，在倡导庄学方面，其作用显然比不上阮籍。至于竹林名士中的其他人，除了刘伶仅有一篇充满了庄学精神的《酒德颂》短文外，则根本无庄学方面的著作传世，与阮籍实在无法相比。如果说他们对庄学的发展有什么贡献，那也是仅仅在生活行为方面起着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
对于庄学的兴盛，阮籍具有特殊的贡献，起着特殊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