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干宝不是专门评论阮籍，所以其中有些说法与阮籍的实际情况有所不合。但从总体上看，这个评论对阮籍还是适用的，且与裴、葛、颜的说法相合。他们对阮籍的评价，大体上代表了魏晋六朝学术思想界的一种否定性评价倾向。其后，对阮籍的评价大体上没有超出这一范围，这或许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后人将桩康、阮籍骂起来，人云亦云，一直到现在"的具体含义吧。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陋于知人心"的，事实上历代也有不少入能够透过阮籍毁弃礼教、纵放旷达的思想与行为的表层，追踪阮籍之"心"，作出了肯定性的评价。鲁迅先生就是"明于知心"的一个。
六朝宋代诗人颜延年作《五君咏·阮步兵》一诗，对阮籍予以极大的同情。诗云：阮公虽沦迹，识密鉴亦洞。
沈醉似埋照，寓辞类托讽。
长啸若怀人，越礼自惊众。
物故不可论，途穷能无恸！《文选》李善注引沈约《宋书》："颜延年领步兵，好酒疏诞，不能斟酌当时。刘湛言于彭城工义康，出为永嘉太守。
延年甚怨愤，乃作《五君咏》以述竹林七贤。"颜延年的生活情趣与阮籍相似，又在仕途上恰好处于不得意之际，大概他与阮籍的心情很相近。因此，他对阮籍的行迹或处事态度作出肯定性的评价，当然是毫不奇怪了。
东晋时期的袁宏也可谓阮籍的一个"知心"，他所作的《七贤序》说："阮公瑰杰之量，不移于俗，然获免者，岂不以虚中荦节，动无过则乎。"（《全晋文》卷五七）对阮籍的生活态度或行为作出最精到的评判的当数沈约。沈约认为，阮籍"时值无妄之日"，司马氏执国，欲以智计倾皇柞，诛除异已，他为保全自已，不得己而采取阳狂避世、旷达纵放的生活态度：阮公才器宏广，亦非衰世所容，但容貌风神不及叔夜。求免世难，如为有途，若率其恒仪，同物俯仰，迈群独秀，亦不为二马所安，故毁行废礼，以秽其德，崎岖人世，仅然后全。??彼嵇、阮二生，志存保己，既托其迹，宜慢其形，慢形之具，非酒莫可，故引满终。日，陶兀尽年。
--《七贤论》，《艺文类聚》卷三七沈约对阮籍没有作简单的肯定，而是联系当时特定的政治背景，指明阮籍特定的生活态度背后的特定用心所在，就此而言，他可以说是阮籍千古难遇的一个真正知音了。沈约的说法，代表了当时一部分士人对阮籍的一种基本评价倾向。
在对阮籍的评价活动中，大多纠缠于阮籍的生活态度或行为习气，而往往忽视了在学术思想层面上如何评价阮籍的问题。两晋六朝之后的一千多年的历史似乎一直如此。侯外庐指出："按清以前各家对清谈的评价，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是不问其学术内容"。并进而指出："这个弱点，到了清代汉学家，便起了反动，多为魏晋学者辩护。"（《中国思想史》第三册第36页）这个见解是有道理的，同时对阮籍也是原则上适用的。但需要指出：第一，这一批评倾向只能从总体上说，特别对于整个玄学的批评是如此，但对于阮籍来说，似乎也有例外的情况。如，晋人在为阮籍所作的一篇碑文中，除了盛赞阮籍的人格美或生活态度外，也称赞他："得意忘言，寻妙于万物之始；穷理尽性，研几于幽明之极。"（《魏散骑常侍步兵校尉东平太守碑》）
这无疑是注意到了阮籍学术思想的倾向与内容。这种情况尽管不是关于阮籍评价活动的主流，但也值得注意。第二，清人对玄学的态度变化，仅仅限于对何晏、王弼等人学术思想的肯定，而对阮籍似乎仍持批判或否定态度。例如，清初钱大听作《何晏论》，他一方面说："自古以经训颛门者，列于儒林，若辅嗣之《易》、平叔之《论语》，当时重之，更数千年不废"。可是，他另一方面又说："典午之世，士大夫以清谈为经济，以放达为盛德，竟事虚伪，不修方幅，在家则纲纪废，在朝则公务废，??而以是咎嵇阮可，以是罪王何则不可。"（《潜研堂集》卷一）对阮籍的生活态度仍持否定态度。
对玄学家的思想及其生活态度从总体上予以基本肯定的，近人刘师培可谓是个代表人物。他说：两晋六朝之学，不滞于拘墟，宅心高远，崇尚自然，独标远致，学贵自得。??故一时学士大夫，其自视既高，超然有出尘之想，不为浮荣所束，不为尘网所樱，由旷达而为高尚，由厌世而为乐天，??以高隐为贵，则躁进之风衰；以相忘为高，则猜忌之心泯；以清言相尚，则尘俗之念不生；以游览歌咏相矜，则贪残之风自革。故托身虽鄙，立志则高。被以一言，则魏晋六朝之学不域于卑近者也，魏晋六朝之臣不染于污时者也。
--《左庵外集》卷九诚然，刘师培之论是对两晋六朝一代"玄风"所的宏观评说，然就其所说的实际内容看，无论在学术思想的层面，还是在由这种学术思想所支配下的生活态度或行为层面，都似乎更与旷达派、特别与阮籍的实际情况一一契台。事实上，刘师培目中"玄风"的基本特征，在何晏、王弼的"贵无论"派那里，或在郭象的"独化论"者那里，均并不那么典型，而恰为阮籍、嵇康及其所代表的"旷达派"或"自然论"者所具有。因此，在严格的意义上说，我们有理由认为，刘师培的意见实质上是对阮籍、嵇康等人的评价。
（三）历代对阮籍思想与生活态度在社会政治价值方面的评价
公元263 年，西蜀亡于魏。两年后，晋代魏而立。公元280 年，吴国灭亡，中国分裂混战的局面宣告结束。可是，西晋建国仅五十余年，就在内乱外患之中而覆灭了。皇皇赫赫的西晋王朝如此短命，其教训是十分惨痛的。
当时一部分人在沉痛的反思中，把西晋亡国的原因归为清谈误国，认为是玄学虚无放诞之风造成的恶果。例如，当时西晋政权的重要执政者之一王衍就是个崇尚清谈的著名玄学家。他在与石勒的作战中兵败被俘，卒遭杀身大祸。
王衍在临死前曾有一番意味深长的话："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晋书·王衍传》）这是王衍对自己祖尚浮虚的否定，同时也可以说是对一代"玄风"在政治层面上所作的否定。
阮籍作为玄学清谈的名家和旷达派的代表人物，自然不免也受到时人的严厉批评。晋室南渡，刘垠留在北方孤军奋战。他在《答卢湛》书中，总结了自己一生的经历。信中说，自己过去在少壮之时，"未尝检括，远慕老庄之齐，近嘉阮生之放旷，怪厚薄何从而生，哀乐何由而至"，后来天下大乱，国家灭亡，亲友散乱调残，然后"知呐周之为虚诞，嗣宗之为妄作也。"（《全晋文》卷一○八卷）刘琨这段异常沉痛的话与王衍一样，不止是对自己一生思想和行为的反省，同时也对整个玄学的批评。刘琨认为，爱好老庄，崇尚虚无之玄谈，只能使人脱离实际，忘掉了个人对国家、民族、社会的政治责任，以致造成了国破家亡的严重恶果。值得注意的是，刘馄把自己的思想远归之为老庄的影响，近归之为阮籍的影响。这种说法，隐含着对阮籍"放旷"的思想旨趣或生活态度的否定。王衍和刘垠二人，代表了当时士大夫之中一部人对玄学所持的批判态度。
但是，当时也有人不完全同意这个否定性评价。《世说新语·言语》记载了一则故事："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工，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耶'！"据清代学者考证，王羲之与谢安的这段对话不可能是事实。（见余嘉锡《世说新语义疏》）但不论如何，说明了当时对玄学（当然也包括阮籍在内）的政治价值有两种不同的评价。如果说王羲之与刘琨持有同样的意见的话，那么，谢安的说法则代表了当时另外一种肯定性意见。
顺便指出一点，两晋六朝时期，也有人把晋室灭亡的原因直接归罪于何晏、王弼，范宁著论说："王、何蔑弃典文，不遵礼度，游辞浮说，波荡后生，饰华言以翳实，骋繁文以惑世。措绅之徒，翻然改辙，洙泗之风，缅焉将堕。遂令仁义幽沦，儒雅蒙尘，礼崩乐坏，中原倾覆。"（《晋书·范宁传》）何晏、工弼引道人儒，以道解儒，他们对于汉代的"正宗"儒学经学的传统确有某种瓦解的作用，就此而论，范宁的说法确有些道理。但把"中原倾覆"的责任与何、王联系起来，何、王似乎有点蒙受不白之冤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