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实际上，阮籍未必真正能做到超然或"朝隐"。这倒不仅仅是说，阮籍为司马昭写了一篇《劝进表》，由于这是形势所迫，他不得已而为之，我们可以暂时不论。而是说，由于儒家式的理想和信念在心理上的深层作用，他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为对社会的参与。阮籍在《咏怀诗》里时时流露出对他少时生活及其理想的追慕，对"壮士"驰骋疆场、建功立业的英雄壮举的向往，这可以说是他不能超然社会生活的一个例证。又如，阮籍曾经写过《与晋王荐卢播书》，"晋王"指晋文王司马昭①。由此可以断定，阮籍的这封推荐信当作于司马昭执政时期，也就是阮籍"遗落世事"的竹林时期。可是，在这封信里阮籍却表现了对世事的强烈关怀。其《书》称："兴化济治，在于得人；收奇拔异，圣贤高致。"认为平治天下在于使用贤才。阮籍在信中称赞卢播是个德才兼备之人，"耽道悦礼，仗义依仁；研精坟典，升堂睹奥；聪鉴物理，心通玄妙。贞于足以干事，忠敬足以肃朝，明断足以质疑，机密足以应权，临烦不惑，在急弥明"，认为若得卢播"佐时理物，则政事之器；衔命聘享，则专对之才；潜心图籍，文学之宗；敷藻载述，良史之表。"这是阮籍对卢播的赞扬，同时也是自己内心世界的真实表露，一付关注世事的眷眷之心，洋溢于笔端。
《晋书》本传里记载了阮籍一则故事："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叹。于是赋《豪杰诗》。"这则故事的大意是，楚汉相争之时，由于没有真正的英雄人物，才使小人物刘邦侥幸取得天下。这表面上是讥刺汉帝刘邦，但阮籍发思古之幽叹绝不会毫无所指。正像宋人苏轼所指出的："伤时无刘、项也。'竖子'指魏晋间人耳。??嗣宗虽放荡，本有意于世，以魏晋间多故，故一放于酒，何以沛公为竖子乎？"（《东坡志林》一或《东坡题跋》二）这里所说的"魏晋间人"，大概指的是司马氏父子一类的人。照苏轼的说法，阮籍所感慨的是，魏晋之际没有真正的英雄，遂使司马氏篡权阴谋得逞。至于《豪杰诗》，不知是否保存在今本《咏怀诗》里，由于《晋书》对此诗没有著录，其内容不可得知，但顾名思义，此诗大概不外是对英雄人物的思慕和敬仰。我们上面所说的都只是一种推测，但由这则故事可以肯定一点，阮籍对世事总是难以忘情的。
读阮籍的《咏怀诗》，可以感受到阮籍有一种深沉的忧患意识。字字、句句、篇篇都浸透着一种极为悲凉、愤激、不满而又无可奈何的情绪。对于阮籍的这种忧患感，早就有人明确地指出来了。明人陈德文说："意微旨远，见于命题，志士发愤之所为也。读籍诗者，其知忧患乎！"（转引自陈伯君《阮籍集校注》集评）陈沆说："阮公凭临广武，啸傲苏门，远迹曹爽，洁身懿、师，其诗愤怀禅代，凭吊古今，盖仁人志士之发愤焉，岂直忧生之嗟而已哉？"（转引自黄节《阮步兵咏怀诗注》）可见，阮籍《咏怀诗》原本就是忧患之作。从内容上说，《咏怀诗》不仅仅是忧个人生命之安危，而且① 《艺文类聚》卷五三把阮籍之信题为：《与晋文王荐卢景宣书》。可见晋王即晋文王。
也忧世、忧国、忧民、忧人生之维艰。对此，本书上章已有专论，兹不复述。
我们在这里所要特别强调的是，阮籍的这种忧患意识，从根源上说，乃是产生于儒家式的理想、信念或价值观念。
孔子在《论语》里说："仁者不忧。"（《子路》）"君子不忧不惧。"（《颜渊》）孟子说："君子有终生之忧，无一朝之患也。"（《孟子·离娄下》）《易·系辞下》说："《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儒者之忧，从内容上说是"忧道"：一是忧虑自己是否得道，二是忧虑自己是否宏道。前者重在个人道德修养的完成或完善，后者重在道德实践的向外推衍或用世。二者的结合，构成儒家的理想之道。儒者之忧患，是忧虑自己的道德和道德扩充的命运。牟宗三先生认为："中国哲学之重道德性是根源于忧患的意识。中国人的忧患意识特别强烈，由此忧患意识可以产生道德意识。（《中国哲学的特质》第16 页）"道德性根源于忧患意识"，从初始原因的侧面，话也可以如此说，但在现实的层面上，忧患意识实在是产生于人格主体的道德意识以及由道德意识所支配的社会参与感，用儒家的话说，忧患意识乃是"志于道"的一种外在表现。因此，徐复观认为，忧患"乃人类精神开始直接对事物发生责任感的表现"。（《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第二章）所谓"责任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道德意识和社会参与意识，或者是儒家所说的"道"。当着儒者以其自身的理想、信念对社会进行参与并把它付诸实践，却往往遇到困难，特别是处于乱世之际，他们发现理想与现实是如此之不协调，甚至是完全背离而难以实现，于是产生了一种深沉而庄严的忧患意识。
道家对社会生活无参与意识，当然也就谈不上对社会生活的忧患。但也不可说道家无忧患感，只是与儒者不同，他们强调个体生命的价值及人的自然本性的完美，因此，其忧患侧重在个体自我层面上。道家有感于社会或现实的不合理，所以他们主张超越社会，把目光转向自然一面，强调个体与自然的合一，到超世的彼岸世界去排解忧患。这也是一种忧患，确切地说，这是一种超越了忧患的忧患，在人格形象上表现为一种旷达狂放的隐世精神。
显然，阮籍的参与感与忧患感都是基于儒家的理想和信念，因此，在这个层面上，他的人格形象也应该说是儒家的。但从遗落世事一面上说，阮籍又是基于道家的价值标准，其人格形象又应该说是道家的。阮籍动摇于参与和遗世、忧患与旷达之间，构成了其人格形象的对立两极，表现为一种双重人格的特征。
（二）至慎与疾恶
魏晋之世是个多事之秋，司马氏与曹氏的激烈政争把不少人送上了枉死台，以至于史书有"名士少有全者"的说法。求生的本能、保全肉体的强烈欲望，使阮籍采取了"至慎"的处世态度或生活态度。司马昭称"阮嗣宗至慎"（《世说新语·德行》），嵇康也称"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至性过人，与物无伤"（《与山巨源绝交书》），都说明了阮籍"至慎"的人格形象特征。儒者不是不讲"慎"。例如，《大学》说："君子必慎其独也。"《论语》说：君子"敏于事而慎于言"（《学而》）；又说："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宪问》）这几句话，其中第一句所说的"慎独"，是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第二句所说的"慎言"，是强调说话要小心谨慎，但并不主张废事；第三句所说的"言孙"，是讲在政治无道的情况下，为了少惹麻烦，也可以说话时言辞谦顺，但仍然主张保持德行不变，反对毁行。阮籍"至慎"之行，其意义与第一句所说的"慎独"无关，而与后两句所说的"慎言"、"言孙"意义可以相通。儒者虽然主"慎"，但不同意由此而遗落世事，超然是非之外。因此，阮籍的"至慎"依然是偏重于道家的价值目标，与其遗落世事的行为或外在人格形象是一脉相通的。
从另一方面看，阮籍又表现出与"至慎"相反的性格特征。嵇康的性格是"刚肠疾恶，遇事便发"。（《与山巨源绝交书》）阮籍的人格形象比嵇康是软弱一些，但其"至慎"并非是黑白不分，毫无定见，与当时一些苟且求全、毫无是非、追逐名利的无耻之徒不同，他本质上也具有如同嵇康那样"刚肠疾恶"的性格。诚如史书所说，阮籍"未尝臧否人物"、"口不论人过"，不像嵇康那样对具体的人和事爱发表议论，但从他对礼法之士的丑恶、虚伪行径的批评来看，其态度与言辞之激烈决不亚于嵇康。阮籍除了在《达庄论》和《大人先生传》里以理论的形式对礼法之士予以激烈指斥之外，在《咏怀诗》里又以感性的艺术形式对他们也进行了猛烈的鞭挞。例如：智巧万端出，大要不易方。
如何夸毗子，作色怀骄肠。
乘轩驱良马，凭几向膏粱。
被服纤罗衣，深榭设闲房。
不见日夕华，翩翩飞路旁。
--第五十三首洪生资制度，被服正有常。
尊卑设次序，事物齐纪纲。
容饰整颜色，磬折执圭璋。
堂上置玄酒，室中盛稻梁。
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