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又由于阮籍对现实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因现实的丑恶而产生一种极度不满心理，由不满之心理而有"玄远"之谈，回避世事，乃至发展为对现实的超越与批判。因此，阮籍并没有按照儒家"内圣外王"理想原则，简单地回归到以道德文章为内容的个体人格完善一面。阮籍对名教的愤激情绪和对现实政治的不满心理，恰好与道家的那超世绝俗、非毁仁义、弃圣绝智的思想特质发生共鸣。按照逻辑的规律，阮籍的人格自然也就转换为道家式的人格，即由儒家的入世主义变为道家的出世主义，由对名教的服膺变为对名教的超越，也即由儒者的人格形象变为旷达狂放的名士人格形象。但阮籍的思想转变仅是一种理论兴趣的转变，很难说是原有的理想、信念或价值观念的转换。
与此相应，其人格的转换也仅是"外在人格"的改变，而不是"理想人格"的改变。形式上是感性的放纵，行为的旷达，对名教与现实的超越，本质上由于儒家思想的强烈影响，初始凝结的儒家观念在心理底层仍然存在并发生作用，由此形成一个内外分裂的人格。阮籍这种现实人格的分裂，体现着儒道两种思想文化体系的对立和自然与名教关系的对立，也体现着理想与现实的对立。
① 参见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载《而已集》，人民出版社1973 年版。
二、阮籍人格的特征与表现
在理想与环境双向制约或双重作用下，阮籍双重的现实人格表现为两个方面的基本特征：多变性和不变性。多变性是指阮籍作为人格的主体，由于受到环境的压迫而不得不随时调整自己的外在形象，可以有不同的言论或行为。不过这种多变性并不是毫无根据的任意变化，因为它还要受到内在理想因素的制约。借用数学里函数关系表述阮籍人格这一人格特征，如果说他的外在形象是个常变量，那么，他的儒家式的理想则是个不变量。明人靳于中说：先生（阮籍）处毋妄之世，值毋妄之人，卒远害全躯，如钟山昆仑之玉，炊炉炭三日而色浑不变，此岂无所挟持能然乎？余尝横览古今，评先生其逍遥似蒙叟，其韬晦似子房，其恢达似方朔，其真率似渊明，而生平出处心迹尤肖楚灵均。唯是灵均愤世之皆醉己独醒，先生愤世之不醒己独醉。醒者愁愁，故以上官为怪鸟而湛鱼腹；醉者忘忘，故以司马为海鸥而遂鸿冥，要其忧君为国之心则一尔。
--《阮嗣宗文集序》所谓"毋妄之世"与"毋妄之人"，系指阮籍当时所面临的险恶的社会环境。所谓"所持"，系指阮籍的理想与信念，也即屈子式的"忧君为国之心"。阮籍受社会环境的压迫，为保全肉体的存在而有悖世离俗之言行，但其所为并非"无所挟持"，没有原则，任心妄行。他时而逍遥，时而韬晦，时而恢达，时而率真，表现为不同的人格形象，但其忧世之心则与屈原无异。
阮籍的理想与信念恰如一块美玉，虽入炉火而始终不渝其色。靳于中说阮籍有"忧君为国之心"，虽未必如此，但他点出阮籍人格形象多变而人格理想一直如常却是对的。靳于中可谓先我而言之了。
多变性作为阮籍现实人格的外在形象特征，不仅在历史的纵面上表现为由儒家式的人格向道家式的人格的转换，而且在现实形态的横面上，也即在竹林时期作为最终的一个人格形象，并不总是以道家式的面貌而展现于外，同时也不时以儒家式的面貌而曲折地显露出来。从后者看，阮籍的现实人格形态一方面表现为遗落世事的政治态度，至慎的处事态度，非毁礼教的超道德态度；另一方面与上一一对应，又表现为参与社会的积极意识，刚肠疾恶的气概，至孝的德行。这种人格形象以前者为主，以后者为辅，构成了矛盾的、摇摆的，即多变性的特征。它们同作为阮籍双重人格的"外在人格"一面，与"理想人格"一面又具有不同的关系。如果说，前者表现为它与阮籍内在理想、信念或价值观念的分裂，那么，后者则表现为它与阮籍内在理想、信念与价值观念的直接统一。阮籍现实人格的双重性，即"理想人格"与"外在人格"的分裂，正是通过这种外在形象的多变而表征出来的。下面，我们对此予以分析：
（一）超世与人世
古代士人的活动，一般有超世与入世两个方面。超世是指超脱于社会群体的生活，或者如儒者那样致力于个体道德的完善，或者如道者那样追求个体生命的自由或个性的自然完美。入世则是以其特定的理想影响和改造社会生活，使现实符合于理想。超世与入世的矛盾，用今人的术语表示，也就是"参与"与"超然"的矛盾。一般来说，道者只有超世或超然的一面，儒家士人则以入世或参与为主，以超世或超然作为补充。而阮籍则集二者于一身，不仅有对社会生活的超然，而且又有儒家式的参与，构成二律背反式的双重人格结构形象。
《晋书》本传说阮籍早年有"济世"大志，后遇"典午之变"，名士少有全者，因此，他采取"不与世事"、"酣饮为常"的生活态度。"济世"是对社会生活的参与，在内容上是指关注现实的生活态度。"不与世事"是对社会生活的超然，在内容上是靳于中所说"逍遥"、"韬晦"、"恢达"、"率真"等。《晋书》道出了阮籍由参与到超然的转变过程与原因，但阮籍作为最后一个定型化了人格，不是以参与形象为主，而是以超然形象为主。
阮籍自己也公开声称："岂若遗世物，登明遂飘飘。"（《咏怀诗》第八十一首）由追求个体生命的自由或精神上的逍遥而有遗落世事的行为，这是竹林时期阮籍的人格形象的基本特征之一。
阮籍从正始末正式进入仕途，做官有十数年之久。如果从他首次做蒋济的属官算起，则一生做官时间更长了。可是，从史籍的记载来看，他并无什么特别的政治作为和值得称道的政绩。他曾经先后做过司马氏父子的属官，时间也很长，但似乎并没有特别参与司马氏集团的政治活动，仅仅是"禄仕而已"。（《三国志·魏志·王粲传》注引《魏氏春秋》）他作东平相，骑驴到任，"至皆坏府舍诸壁障，使内外相望"，十多天便倏然而归。他自求为步兵校尉，仅仅是步兵厨营藏有美酒，在任内是"遗落世事"。①阮籍这种仕不任事的超然态度，古代称之为"朝隐"。本质上说，"朝隐"式的生活态度与道家思想有关，而与传统儒家的道德信条或道德意识不相契合。
儒家强调出处的分别。按照懦家的看法，士出则为人臣，隐则为"处士"。
士作为处士，固然以道德文章为主，可以不忘世事，但却没有为上尽职的义务。《论语·泰伯》所说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就是这个意思。这句话反过来说，如果士出山为人臣，那就应该尽人臣的义务，所以古有"食人之禄，分人之忧"之语。孔子说："为人谋而不忠乎"（《论语·学而》），这不仅是指一般的人与人之间的日常关系，而且也包括臣下与君主以及僚属与长官的关系。又如，儒者孟子批评平陆大夫距心说，你治下的老百姓，凶年饥岁，老弱转于沟壑，壮年散于四方，这是你的罪责。距心认为这是齐王的失政所致，与己无关。孟子说："今有人受人之牛羊而为之牧之者，则必为之求牧与刍矣。求牧与刍而不得，则反诸其人乎？抑亦立而视其死与？"（《孟子·公孙丑章句下》）孟子的意思是说，距心做为平陆大夫是受齐王之托，有力齐王管理好平陆的职责，就如同一个人受他人放牧之托有为他人管理好牛羊一样。
与儒家不同，道家追求个体的自由，只主张隐世而反对出世，当然就不存在尽人臣义务的问题。
① 关于阮籍的有关事迹，详见《晋书·阮籍传》及本书第一章四。
阮籍无论是作为司马氏的属官，还是作为皇帝的属官，按照儒家的道德规范，都应该在自己特定的位置上尽自己所应尽的职责，但却仕不事事，为保全自己的生命而采取了遗落世事的态度。就其出仕为官一面说，可以说是对社会生活的参与；而就其所实际采取的生活态度说，却又是对社会生活的超然。因此，阮籍的"朝隐"，本身就是他的人格分裂和矛盾的一种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