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预《左传序》云：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
从上引的几条材料可以看出，从孟子以后，几乎是众口一词，认为《春秋》的作者是孔子。然而，到了近代却遭到了"疑古派"的否认。否认最力的是钱玄同。在他看来，《春秋》在"六经"中最不像样，把它贬为"断烂①"五十"为"卒"字之误。《鲁论》"易"作"亦"，读为"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这种读法，于文法、于事理都很格，故不从。
朝报"或"流水帐簿"之类。他说："以他老人家（按指孔子）那样的学问才具，似乎不至于做出这样一部不成东西的历史来。"①仅凭文辞简略这一点就否认孔子的著作权，这未免过于武断了。要知道，《春秋》是我国第一部史书。作为第一部史书，自有其不完备、不充实的地方。但这恰好反映了早期历史著作的特点（如《世本》、《竹书纪年》之类）。其次，还要知道，孔子是把《春秋》作为现代史教材进行教学的，这只是一部教学大纲：作为教学大纲，也只能是提纲挚领，不能过分铺张繁复。
还有人认为《春秋》就是《鲁史记》的原本，未经孔子整理过。这也是不堪设想的。所谓《鲁史记》是鲁国史官随事所记的竹简。这竹简积累了二百四十二年之久，恐怕不止"五车"了吧？把这不止五车的竹简拿来向学生"照本宣科"，试问，有谁愿意去听呢？凭孔子那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育家，怎会采用那样拙劣的教学方法呢？
至于有人根据《论语》没有提过孔子修《春秋》事，而怀疑孔子编过《春秋》，这也未免太拘泥了。一部短短的《论语》，哪能把孔子和弟子们几十年的谈话都记录下来呢？何况现行本《论语》又经过西汉未年的张禹和东汉末年的郑玄两次改编，谁能保证没有缺简残篇呢？所以我们决不能仅仅根据《论语》没有提到某事就说没有某事。如果那样，恐怕连孔子的生平也都无法了解了。
我们还是要相信孟轲和司马迁的话。因为修《春秋》对孔子来说，既有可能，也有必要。孔子六十八岁自卫返鲁，以"国老"身份闲居在家，他既有条件阅读鲁史档案，也有时间从事整理和编修。此其一。其二，孔子是在到处碰壁之后回到鲁国的，而且年近古稀，但他却并不因此而放弃他的理想和主张。在这种情况下，修《春秋》便成了他的唯一出路。修《春秋》至少可以达到两个目的：第一，通过《春秋》可以寓寄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主张，留给后世明君效法；第二，通过《春秋》教授弟，可以培养一批合乎自己理想的从政人才，继续完成自己的未竟事业。由于这两点，所以他才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所谓"知我者"，是指那些理解他的苦心孤诣的人（他的苦心孤诣就是要实现他的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所谓"罪我者"，是指那些指责他不该修《春秋》的人（在当时，按孔子的身份是不能修史的，而巨在《春秋》中既得罪了一些权贵，又袒护了一些权贵，这些都是可能引起指责的）。我以为，这两句话，除了孔子，别人是说不出来的。毫不夸张地说，《春秋》是孔于呕心沥血之作，也是他晚年的心血结晶。
那么，孔子是怎样修《春秋》的呢？
第一步当然是搜集资料。闵因说："使子夏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这是靠不住的。子夏没有那么大能耐走遍各国，别国即使有史记和宝书，也不会轻易给他带回鲁国阅读。司马迁说："乃因史记作《春秋》。"杜预说："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这倒近乎事实。孔子能够搜集到的史料主要是《鲁史记》，最多参考了一点《周史记》。第二步便是整理史料，即所谓"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舍弃那些繁芜不合理的记载，摘取其事关大体的记录。如鲁《春秋》记晋丧曰"杀其君之子奚齐及其君卓"，孔子改为"晋里克杀其君之子奚齐"、"晋里克弑其君卓"等等。第三步就①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见《古史辨》第1册。
是确定编写体例和指导思想，即所谓"制《春秋》之义"，"拨乱世，反诸正"①"据鲁、亲周、故宋"②等。最后，在编写过程中还要把自己的思想和主张渗透到字里行间去，即所谓"微言大义"，如"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日'天王狩于河阳'"③等等。
总之，孔子编修《春秋》一事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应该肯定他的这一重要贡献。
①《公羊传·哀公十四年》。
②《公羊传·隐公元年》《疏》引。
③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