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孔子未尝以善恶论性，但孔子之后的孟子主性善，而苟子主性恶。
贾谊生于孟荀之后，且是苟子的再传弟子，所以他必然要对人性是善是恶的问题有所表示。
从现存的贾谊著作看，尽管贾谊是苟子的再传弟子，但是他却明确表示过不赞成性恶论。他在谈到秦国的社会风俗和教育内容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其（指秦--引者）俗固非贵辞让也，所上者告汗也；固非贵礼义也，所上者刑罚也。使赵高傅胡亥而教之狱，所习者非斩劓人，则夷人之三族也。故今日即位，明日射人，忠谏者谓之诽谤，深为之计者谓之妖言，其视杀人若艾草营然。岂胡亥之性恶哉？其所以习道之者非理故也。（《保傅》）
在贾谊看来，胡亥之所以那么凶残，坏事干尽，并不是因为他性恶，而是为秦国的习俗和教育制度恶劣所致。
贾谊对孟子的性善论虽然没有明确地表示赞同，但是我们从其所提出的"材性"论却可以看出，他实际上是主张性有善有恶的。我们且看贾谊下面的这段话：抑臣又窃闻之曰，有上主者，有中主者，有下主者。上主者，可引而上，不可引而下；下主者，可以引而下，不可引而上；中主者，可引而上，可引而下。故上主者，尧、舜是也，夏禹、契、后稷与之为善则行，鲧、讙兜欲引而为恶则诛。故可与为善，而不可与为恶。下主者，粱、纣是也，推侈、恶来进与为恶则行，比干、龙逢欲引而为善则诛。故可与为恶，而不可与为善。所谓中主者，齐桓公是也，得管仲、隰朋则九合诸侯，任竖貂、易牙则饿死胡宫，虫流而不得葬。故材性乃上主也，贤人必合，而不肖人必离，国家必治，无可忧者也。若材性下主者，邪人必合，贤正必远，坐而须亡耳，又不可胜忧矣。故其可忧者，唯中主尔，又似练丝，染之蓝则青，染之缁则黑，得善佐则存，不得善佐则亡，此其不可不忧者耳。（《连语》）
所谓"材性乃上主"，实际上是认为上主的"材性"是善的，所以"可引而上，不可引而下"；所谓"材性乃下主"，实际上是认为下主的"材性"是恶的，所以"可以引而下，不可引而上"；至于中主，其"材性"则是可以为善亦可以为恶，所以它"似练丝，染之蓝则青，染之细则黑，得善佐则存，不得善佐则亡。"显然，贾谊把"材性"分成上中下三个等级的作法，与他自己说的性"相去不甚远"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他否认胡亥的"性恶"，另一方面又将桀、纣归人性恶的下主之类。
贾谊提出的"材性"有上、中、下三等之说，在思想史上开董仲舒"性三品"之先河。在《春秋繁露·实性》中，董仲舒主张有所谓不教而善的"圣人之性"，可教而善的"中民之性"，和教而不善的"斗宵之性"。他说："圣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同上）"名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中名之。"（《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董仲舒之所以强调以"中"名性，是因为他认为"圣人"和"斗筲"都是少数，而"中民"是社会的大多数，既然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性是可善可不善的，所以教育才有可能。他说："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于天，而退受成性之教于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今案其真质而谓民性已善者，是失天意而去王任也。万民之性苟已善，则王者受命尚何任也？其设名不正，故弃重任而违大命，非法言也。"（同上）可见，董仲舒的性三 品说的政治目的是十分清楚的。贾谊的性三品说虽然没有董仲舒的论证那么细密，但它们之间的继承关系却是很清晰的，这不仅表现在他们均将性分成上、中、下三品，而且他们对这三种品性的特点的分析也是完全一致的。
（三）教育是必要的和可能的
如果说在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也"的命题中，已经蕴含了道德习行和教育训练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但却没有展开论述的话，那么贾谊则把这种关系作了比较充分的展开和论证。
例如，贾谊说：舜何人也？我何人也？夫启耳目，载心意，从立移徙，与我同性。而舜独有贤圣之名，明君子之实：而我曾无邻里之闻，宽徇之智者，独何与？然则舜徇俯而加志，我憻僈而弗省耳。（《劝学》）
这是从人性虽同，但各人的表现或功绩各异，说明" 俯而加志"，认真学习和练习的重要性。
贾谊又说：天下之命，县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旱教谕与选左右。心未滥而先谕教，则化易成也；夫开于道术，知义之指，则教之功也。若其服习积贯，则左右而已矣。夫胡越之人，生而同声，嗜欲不异，及其长而成俗也，累数译而不能相通，行有虽死而不相为者，则教习然也。（《保傅》）
这里说的"心未滥"说的是少年时期的人性的纯朴状态。所谓"先谕教，则化易成"，更多地是指对一个人，从小就要进行伦理道德方面的教育，从而使之潜移默化，习与性成。而所谓"开于道术，知义之指"，则是指要懂得事物的发展规律，知道如何合宜得体地处理事情。这就非教育莫属，所以说是"教之功"。
二 伦理思想的要点
贾谊伦理思想的要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最早提出和使用"伦理"概念
"伦"和"理"二字，在先秦典籍中就已出现，但尚未连用。"伦"的本意为"辈"，后来引申为"类"、"比"。"理"的本意为治玉，后来引伸为条理、值理的意思。在先秦的著作中，有所谓"人伦"，但尚无"伦理"的概念。盂子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孟子·膝文公上》）显然，这里讲的"人伦"是指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当前，一般关于中国伦理学史著作均认为，"伦理"一词出现于秦汉之际，但未确指最早见于何种著作。我认为，从现存资料来看，贾谊应该算是在中国伦理学史上最早使用"伦理"这一范畴的人。在《贾于新书》中，既有"人伦"的说法，也有"伦理"的提法，且后者使用的频率更高一些。贾谊说：卑尊已著，上下已分，则人伦法矣。（《服疑》）君臣同伦，异等同服，则上恶能不眩其下？（《等齐》）
故历天时不得，事鬼神不序，经礼仪人伦不正，奉常之任也。（《辅佐》）在这三条引文中，如果说所谓"君臣同伦"的"伦"字，主要作"类"解的话，那么其余两条的"人伦"则明显地是指伦理。至于贾谊直接使用"伦理"二字，我们可以举出以下例证：商君违礼仪，弃伦理，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其慈子嗜利而轻简父母也，虑非有伦理也，其不同禽兽仅焉耳。（《时变》）桃师典春，以掌国之众庶，四民之序，以礼义伦理教训人民。（《辅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