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序》篇讲到晋代文人"人未尽才"，内中"应傅三张之徒"，包括傅玄。《才略》篇讲到晋代文人突出的成就，则曰：傅玄篇章，义多规谏。
很清楚，刘勰肯定的是傅玄入晋后写出的大量庙堂乐府诗以及奏疏类文章。
刘勰这样概括傅玄的文学才能与成就，有没有道理呢？有的。刘勰写作《文心雕龙》在南齐末年。当时，傅玄"创定雅歌"的成绩是人们公认的，他的文才主要反映在这方面，这是事实。至于他人晋后直言上疏，"义多规谏"，又突出表现了他"刚劲亮直"的性格特点，这也极为难得。傅玄的地位是入晋后才变得显赫起来的，他的上疏和庙堂之作又赢得了声名，刘勰划代论创作，只讨论傅玄入晋以后的成绩，当然说得过去。
但是，后来人们讨论傅玄的文学成就，转而注意到他的其他乐府诗作，其实大多是入晋之前的早期作品。范围变了，作品不同了，可仍然沿袭着刘勰限定的结论，评价就不可能符合实际。比如，刘勰评晋代诗作，"晋世群才，稍入轻绩。??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明诗》），这是总的特点。如果将傅玄作品中常常讨论的诗作也用这两句话概括，就很不准确："稍入轻绮"可指傅玄入晋后的某些诗作；至于总的情形，"力柔于建安"还勉强说得过去，"采缛于正始"却无论如何说不通。因为傅玄诗作不加雕饰，质朴的特点不比建安之作逊色，是追步建安诗风的表现。
（二）钟嵘论诗不计杂吉，不重乐府
刘勰之后，梁初钟嵘《诗品》三品论人，将傅玄列入下品，而且也认为他是晋代诗人。这有没有道理呢？按照钟嵘的标准，是有道理的；按照后人讨论的范围，是不能成立的。
钟嵘论诗，"止乎五言"，五言诗以外的诗体不作计较；提出"自然英旨"。"吟咏性情"的鉴赏标准，批评拘忌声律与拘挛用事。而且，钟嵘贵"直寻"，不但涉事不必出经史，使文不必取声律，而且言情也要以"风力"、"丹采"达到"感荡心灵"的效果才好。因此他称赞的诗人，其作品多是咏怀、咏史、咏仙等，从中能直接感受到诗人自己的"性情"。他举例不重乐府诗，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清人许印芳指出，《诗品》是专论五言古诗的，"不宜阑入乐府"（《诗法萃编·<诗品>跋》）。大多数人不赞成他的这个看法。但是，这个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文心雕龙》出现在《诗品》之前，而刘勰论文体，诗与乐府是分开来说的。乐府诗主要是供入乐歌咏的，声韵当然大有讲究，其诗文的情意是次要的，不过是文人有所寄托而已。这就既违背钟峰反对声律的主张，又不合他提出的"直寻"原则，所以他有意避开乐府诗，专就五言诗"众作之有滋味者"立论。三品定人，起码有不重乐府诗这个因素在其中。
然而，傅玄的主要成就在乐府诗创作上。他"吟咏性情"之作，无论是通过乐府诗寄托，还是用其他诗作直抒，"有滋味"的作品多不在五言诗，而在杂言诗。例如他最见"性情"的诗作是：长诗《白杨行》、《云中白子高行》，既是乐府，又是杂言；短诗《云歌》也是杂言不说，又"专用比兴"。即便乐府诗中寄托"性情"成功的作品，杂言的也居多。《秦女休行》、《历九秋篇》、《车遥遥篇》、《燕人美篇》都不是五言。从现存傅玄诗作来看，他的非乐府五言诗，入晋以后写过一些，但真正有"性情"的也就是《杂诗》三首而已。退一步讲，假定将傅玄五言诗连乐府诗也计入考虑，按钟嵘对上品诗人曹植的评价来衡量，"骨气奇高"还可将《挽歌》拿来压阵，而"词采华茂"就难以交代。傅玄的五言诗写得不如杂言，这一点前人已经点明。明胡应麟讲，傅玄"唯五言剿袭雷同，绝少天趣，声价不竟，职此之由"（《诗薮·内编》卷三）；清入沈德潜讲，傅玄诗"时带累句"，"大约长于乐府，而短于古诗"（《古诗源》卷七）。除了"剿袭雷同"一语不免以偏概全外，其他的话是切中肯綮的。
因此，钟嵘在《诗品》里将傅玄置于下品，按照他规定的范围、标准，是基本合乎实际的；所谓"繁富可嘉"，大概指的是傅玄入晋后曾写下数量较多而"性情"不足的诗作，这也没有说错。但是，如果不计五言与非五言的界限，不管乐府与非乐府诗的区别，从总体上审视傅玄的全部诗作，那么钟嵘的意见又是不能让人接受的。
（三）继承建安风骨，拟古与创新并重
清末叶德辉偏爱傅玄的全部作品，在所辑《傅玄集·叙》里，有这么一段评论：至其侍赋杂辞，皆以行气为主，即无两汉高格，终不入六朝纤靡之径。昔元遗山论诗，以刘越石不及见建安为恨。余则谓傅子与曹、刘同时，当亦可称鼎足。
这是把傅玄提前到建安时代，与曹植、刘桢的诗歌成就相提并论。叶氏之议颇有见地，但人们很少注意。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上卷第十一章也为傅玄抱不平，指出：（傅）玄诗，钟嵘列之下品，与张载同称，且还以为不及载，实为未允。玄诗传干今者，佳篇至多，至少是可以和陆机、张协、左思，潘岳诸大诗人分一席地的，何至连张载也赶不上呢！这又把傅玄置后于太康诗人的行列，与当时众多作家相比较而言，认为傅玄不失为大家之一。
以上两种评价都不赞成钟嵘的意见。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是认同的。
我们认为傅玄应归入正始作家的圈子里讨论，他的诗歌创作成就与稽康相伯仲。以内容而论，反映社会现实，抒写个人情志，这是建安诗的特点，而太康诗不具有这一特点，故"风云气少"；表现妇女婚姻、爱情及其反抗精神，这在建安诗里不甚突出（曹丕写情诗较出色），而太康诗变成艳情，故"儿女情多"（《诗品》评张华语）。以形式而论，他的大多数作品质朴自然，不尚雕饰，体制多样，既有四言、五言，又有六言、七言、"半五六言"①、杂言、骚体等，有些诗的句式错落，隔句用韵，并遵汉魏旧韵。这些是在建安诗风影响下，继承与创新、拟古与探索两相结合而形成的，与太康诗风显然不同，与傅玄本人入晋以后的庙堂之作或其他篇什相比，也判然有别。文学史重点讨论的傅玄诗作，其实多是入晋以前的"清峻"之作，与正始诗人嵇康的作品十分接近。他二人的政治态度、理论观点不一致，嵇康不与司马氏合作，倾心老庄学说；傅玄拥护司马氏，热心于名教治天下的理论阐释。但是他俩在性格上，一个"傲"，一个"刚"；在创作上，都受到汉末建安以来时尚的熏陶，同有"清峻"的特点。而且傅玄开始创作的时间比嵇康要早，风格更接近前辈作家。张傅评论傅玄的代表作，就以为"《苦相篇》与《杂诗》二首，颇有（张衡）《四愁》、（繁钦）《定情》之风；《历九秋》诗，读者疑为汉古词，非（司马）相如、枚乘不能作"②说明受到汉代及建安作家十分明显的影响。当然，嵇康"直性狭中，多所不堪"，臧否人物，抨击时政，更为激烈，处世为人也好，为文为诗也好，均放达不羁，比傅玄更具批判性，受到后世士人的敬仰，这是傅玄没能赢得的。
① 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注曰，"晋傅玄《鸿雁生塞北》之篇是也。"② 《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傅鹑觚集》中语。
（四）关于"善言儿女"
明人张傅在《傅鹑觚集·题辞》中讲：休奕天性峻急，正色白简，台阁生风；独为诗篇，新温婉丽，善言儿女。强直之士怀情正深，赋好色者何必宋玉哉！
这种"天性"与"为诗"似乎不相吻合的现象，不仅张傅感到困惑，而且时至今日，人们对此也还是未释其疑的。张溥强为作解，认为"强直之士"傅玄还兼有"怀情""好色"的另一面。这样理解傅玄乐府诗"善言儿女"的特色，恐怕很容易为大多数人接受。然而，张傅其实不明究竟，他的理解并不准确。
第一，汉乐府诗最大的艺术特色是叙事性，形式上杂言为主，五言为次，来源上主要以采集民歌入乐，保存了民歌原有的风韵。而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反映的社会内容很丰富，其中表现妇女婚姻、爱情的题材，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这在入乐后的乐府诗中依然比重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