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幹身在曹操手下任参军，清醒地认识到天下三分的总格局业已形成，统一天下需要有个过程。他在谏阻曹操前夕，对刘备在蜀盘踞的潜力，也作了精辟的分析。
征士傅斡曰："刘备宽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诸葛亮达治知变，正而有谋，而为之相；张飞、关羽，勇而有义，皆万人之敌，而为之将：此三人者，皆人杰也。以备之略，三杰佐之，何为不济也！"这段文字见于《三国志·蜀书·先主备传》裴注所引《傅子》，是傅玄记录其父反驳丞相掾赵戬低估刘备时的一段话。
刘备入蜀在建安十六年（211 年），当时的汉宗室、益州牧刘璋眼光短浅，没有考虑后果，如盼来了救星一样欢迎刘备，他想不到刘备有野心；建安十九年（214 年）刘备引军围攻成都城，逼刘璋投降，"袭蜀"成功，达到取而代之的目的。刘备袭蜀前夕，邺城丞相府议及此事，赵戬以为，刘备"拙于用兵"，"袭蜀"必将"不济"，上引《傅子》一段话前亦载他的言论。显然，赵戬只是书生之见，傅斡具有战略眼光。至于文中称傅斡为"征士"，恐怕不合实际。刘备袭蜀与曹操南征是同年的事，袭蜀在五月，南征在七月，中间相隔仅两月，何来"征士"、"参军"之异？傅玄或有忌讳，不能肯定。
傅幹由参军转任丞相仓曹属的起止时间约为建安二十一年（216 年）五月至二十四年（219 年）九月。前一时间是裴潜由丞相仓曹属而为代郡太守的调迁之机（见《通鉴》卷六七），后一时间又是刘伟受任仓曹属的初始之时（见《三国志·刘廙传》裴注）；其问当为傅斡在任丞相仓曹属的合理时间。关于这一推测，需补充说明几点。
其一是，建安二十年（215 年）底，扶风太守赵俨受命"为关中护军，尽统诸军"（《三国志》本传，时间据《通鉴》），主持关中军事，似仍守本职扶风太守之任，不当以调离迁任视之。他离开关中南下助曹仁守樊城（今湖北襄樊市）是在建安二十四年（219 年）。这期间如果插入傅斡接任扶风太守而暂时离开丞相府，很快又调回任仓曹属，不能说完全不可能，但不合理，故不取。
其二是，邺城有两套班底：一是丞相府，名义上是汉室所属，建安十三年（208 年）六月"曹操自为丞相"（《后汉书·献帝纪》），直到他死（220年），接着曹丕又做了几个月的汉丞相，禅代以后，曹魏政权有大将军而无丞相；二是相国府，这是曹操为魏公后另设的私属机构，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八月，"以大理钟繇为相国"（《三国志·魏武帝纪》），入魏后，相国改为司徒。傅斡的职任在丞相府，不在相国府，他"终于丞相仓曹属"，说明他没有活到汉魏禅代以后。
其三是，建安二十四年（219 年）九月，魏讽乘曹操西征汉中之机，于邺都谋反，被留守的太子曹丕诛杀，"连坐死者数千人，钟繇坐免官"（《通鉴》卷六八）①。恰巧，这时刘伟又被任为丞相仓曹属。那么，傅斡之死是否与魏讽谋反一案有株连呢？史无明文，不能认定，聊备参照。不过，他肯定在此之后不可能继续担任丞相仓曹属的职事，即使未遭诛杀，恐怕也与钟繇一样"坐免官"了。
（四）著述文章小议
《隋书》、新旧《唐书》的《经籍志》（或《艺文志》）均无傅斡文集载录。但是，前出唐代李贤注却提到《（傅）斡集》，说明傅斡曾有文集存世。现存他的作品，无诗，有文五篇：《肉刑议》，《与张叔威书》（佚文），《谏曹公南征》，《王命叙》，《皇后箴》。严可均《全后汉文》卷一一有辑录。其中《肉刑议》较为重要，其意是：礼乐使君子有所忌，刑罚使小人有所畏；"肉刑之法，不当除也"，其理可从"五验"而知。至于哪"五验"，只见提到"智所暗"一验，其他四验没有下文，估计是原引书《艺文类聚》节录造成的。
关于要不要恢复久废不行的肉刑，曹操挟献帝都许之初，曾议过一次，① 《三国志·魏武帝纪》裴注引《世语》："诛（魏）讽，尘死者数十人。"这个数字似乎合理一点，《通鉴》所记"数千人"或误。
由于孔融反对作罢。直到建安十八年（213 年）底，据《通鉴》卷六六所记，"魏公操欲复肉刑"，御史中丞陈群为文极表赞成，"当时议者，唯钟繇与（陈）群议同，余皆以为未可行"。其实傅斡也是站在赞同派一边的，不唯钟繇一人而已。所以，曹操有意，陈群倡议，新任职的大理钟繇、参军傅斡复议可行。由于拥护的人太少，曹操只好"顾众议而止"。
四、几点说明
前面花了不少笔墨，钩稽、订正傅玄的家世背景，这与傅玄的生平思想有什么要紧的关系呢？
第一，魏晋其始，九品论人，讲究阀阅，士人的郡望、族姓日益受到重视，直接影响到一个人的声名与出处。北地傅氏自两汉以来，就是北方一门望族，但是，汉未羌胡侵掠，旧地失土，郡治内徒，傅氏族人侨居他乡。这情形颇似东晋南朝流寓江南的北方士族后代的处境。标榜时，尚觉自豪；细一想，心理上不免压抑。而傅玄在世期间，像北地郡这样内徒寄治的情况，在整个北方还很少见，与西晋以后北中国为五胡所乱的局面不能同日而语。很显然，北地傅氏的声望要受到影响，朋党相援中，傅氏成员自会有势单力孤的感受。这与傅玄的处境有关。
第二，傅燮刚直而忠义，重在事功；傅斡机敏而乘时，偏于权谋，父子两代，性格有别，言行遇异。这是时势造成的，跟所处环境、所受教育及个人经历都有关系。汉未黄巾起义之后，士人的心态变化很大。清人赵翼以为"东汉重名节"（《甘二史札记》卷五）。此议用于黄中起义之前，确为的论；统而论之不见得完全成立，汉未多有相反的例子。至于魏晋二代，汉末遗风仍相当浓重，士人无论处世也好，争议也好，复古守旧与乘时趋新始终相依并存，相辅而行。在傅玄身上，既可以看到其祖的影响，又能发现其父的影子，随着社会政治气候的变化，傅玄的思想倾向不可能是凝固不变的。知人论世，自应顾及父、祖的生活道路及其思想性格。
第三，魏晋二代，士人的仕宦升迁颇重父、祖生前官爵地位，傅燮、傅燮父子生前显职均不过一郡太守，以魏晋品第论，才是五品而已，离高门贵族的二品资荫，尚有几品之隔。当然，傅燮功多当封而不得封，又以身报国，英名传扬；傅斡于曹操得关中不费刀兵、收河东轻而易举的霸业中，也有所建树。这些先辈资荫，对傅玄有利。傅玄仕履中居职地位，有时得考虑其父、祖的因素。
最后，简单说说傅嘏一支族人与傅玄的关系。傅嘏与傅玄是从兄弟，但亲族关系渐疏，前已道及。以傅玄之父傅斡的身世而言，亦可证实。傅斡13岁丧父，留居关中，3 年后，傅嘏之伯傅巽、父傅允随献帝西迁长安；关中大乱时，他们合家南奔荆州，依附刘表。其间傅斡没有投靠族亲，没有随行南下荆州，而很可能西奔加入马腾一方。如果族亲很近，傅斡失父后，傅巽等理该照应才是。当然，曹操平刘表后，傅巽一支北上邺城；傅斡后来也从关中到达邺城，两支傅氏族人聚在一起，日后虽是荣损相关，但他们彼此间的背景仍有不小的区别，不能同"支"看待。
傅嘏之伯傅巽，汉魏禅代之际，已是散骑常侍（以魏品论，居三品），参与禅代劝进①；魏文帝黄初中，又进侍中②（三品中最尊显之职），已近从公之位。而与傅巽同辈的傅斡，入魏前的职秩卑微。这一差别就在入魏入晋后的后辈子孙身上显示出来了。傅嘏去世（255 年）前，职为尚书仆射，居三品，爵为阳乡侯；死后追赠太常，为九卿之首，晋入二品，为这一支傅氏奠定了高门尊显的基础。然而这一年（255 年），傅玄也由参军（八品）转温县令，他虽比傅嘏小8 岁，居职问的品秩之差别，却正是两支同辈傅氏的地位悬殊的反映。至于下一辈，傅嘏子傅祗为雍州大中正③，傅玄之子、比傅祗年长的傅咸却是北地郡中正，尊卑有别。居官任职如此有悬隔，联姻攀亲的情况也差不多相似，这后面还要讲到。魏晋时期，门第高下，要从婚、宦两方面考察，唐长孺先生论之甚详④，未至二品，不能算高门士族。北地傅氏虽系同族，却有二支尊卑之分。傅玄生前死后，未至高门。这跟资荫有关，也与为官波折有关。这里只是提前打个招呼而已，下面讲到傅玄生平时再详论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