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可均认为,今存《傅子》遗文中"言三国事甚多",则所谓"撰集《魏书》","此或即底本也"。因而严氏《全晋文》辑《傅子》四卷,有意将这些文字集中排列,自卷三末至卷四末,并附按语说明。卷三末有4 条,即涉及荀荀攸、袁涣华欲、曹仁、诸葛亮者;卷四《自叙》前有33 条(篇),有的原是分见成条而共涉一人事迹者,因连缀成篇,如管宁、郭嘉、刘晔、傅嘏等传记史料即是。这些汇集排列的史料,绝大部分来自《三国志》裴松之注,也有个别条目取自《北堂书钞》、《太平御览》、《意林》等处。严氏的意见大体不差,基本可信。但他也有不当以《魏书》底本看待而收错人间其中的史料。这是我们要谈的一个问题。
首先,曹魏时几次组织人力修撰《魏书》,起限应自汉献帝建安改元算起,上续《东观(汉)记》的下限,即汉灵帝之未的记载。这也就是说,《傅子》中凡涉汉未桓、灵之世的文字,不当归之于《魏书》范畴。例如,严辑《傅子》卷四中关于灵帝时卖官事,《三国志》裴注引桓帝时梁冀事(《三少帝纪》),应属本传所指"三史故事",不是《魏书》中文字。
其次,傅玄参与《魏书》撰写,下限应在嘉平元年(249 年)高平陵之变。从《三国志》注引与他处摘引材料看,大量内容涉及曹操争雄创业的人和事,也有曹魏建基以后文帝、明帝时的内容,可知后期当事人的时间有:刘晔卒(234 年),管宁卒(241 年),胡昭卒(250 年);曹爽败(249 年),傅嘏迁河南尹(249 年),李丰、夏侯玄被诛(254 年),诸葛诞被诛(258年)。上述时间里,胡昭卒、李丰等被诛、诸葛诞反三处,记到高平陵事变后。这大概是傅玄后来又补进去的笔墨。况且,傅玄在世时,高平陵之变后,已视为司马氏政权之始,他本人也离开修史职任,因而他所撰《魏书》下限,不应该再往后。严辑《傅子》卷四将《何曾、荀传论》中4 条引文(见《晋书·何曾传》)一并排列,无疑是不妥当的。因为事涉人晋之际,文为论赞,应入文集。
再者,严可均认为,傅玄《魏书》底本后有《自叙》。这个看法有道理。但他所辑《傅子》卷四之未,只列两条,容有遗漏。卷三傅说条("说身隐肯余??"),卷四傅曼条("傅曼字南容??"),亦应一并置于《自叙》后。
还有一个问题是,《魏书》底本当入何篇。从《三国志》裴松之注引的情形来看,傅玄"撰集《魏书》"的文字收入到了《傅子》中。按照严可均推测意见,这部分内容独立于中篇。我们则认为,《魏书》底本应为统称"三史故事"①中一部分,或为中篇同时收入。从现存文字看,《傅子》记三国事,以曹魏为主,兼及蜀、吴。曹操未及称帝,仍是汉献帝的丞相。傅玄《魏书》虽称曹操为"太祖"、"武皇帝",亦偶然在曹操旧属(如刘晔)后事中道及"文帝"(曹丕)、"明皇帝"(曹叡),但主要是反映汉未这段历史的,承续的是《东观记》的记载,属于"三史"的补充内容。也就是说,《魏书》内容包括在"三史故事"之中,与其他评断前史记载的文字共成一篇,或为"中篇",是撰论史事的合篇。
3.外篇或为撰论"九流"的杂记《傅子》存文中,除了政论色彩很明显的内篇没有疑问外,撰论史事的内容或为中篇,其余或为外篇。本传所称"九流",泛指各家学说,包括对诸子学说的评议,前代史籍撰著的论断,以及各种典章制度方面的意见等等,似乎属于杂记性质。这些内容独立成篇,比较合理。
以上我们根据《晋书》本传记载及《傅子》今存文的实际,对内、外、中篇的内容作了大体的划分。这些意见虽与严可均的意见不大一致,但也属推测性质,只供参考。
至于《傅子》成书的时间,我们认为,主要内容是入晋以前完成的,少量文字是人晋以后补充而成的。《魏书》是正始年间傅玄担任史官时修撰的,内篇是高贵乡公在位、司马昭执政期间写成的,这从本传记载完全可以认定。除《魏书》外,其他撰论"三史故事"的文字,成于史官任上的可能性最大。因此,内篇、中篇完成于入晋以前,这大体可以成立。外篇有些内容,特别是议论礼乐方面的文字,很可能是入晋以后所作,这跟他的职任有很大关系;但其他方面的内容,则不能排除写于人晋以前的可能性,例如关于对前代撰述、学说的评断意见,与修史、政论的联系就很紧密,未必是入晋以后所写。外篇、中篇有可能修订补充于入晋以后,或有新增内容,但占的比重不会很① 魏晋人士所称"二史",《史记》、《汉书》而外,不指当时私撰之《后汉 书》、《后汉记》、《续汉书》等,当然更不可能指后世范晔的《后汉书》,而是指 东汉时从班固至蔡邕等先后参加的官修《东观(汉)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