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矫违》
24.《假言》
卷一：
（ 篇名全同严本，但文字取舍有异。下面不再列篇名，异文另详。）
比对三本，通过上表，我们可发现：第一，三本收录范围之广，辑怯内容（或条目）之博，是比较接近的，亦为《四库全书》所收远远不能企及；第二，三本同时注意到《群书治要》的重要地位，井以之与《永乐大典》所收互勘，使得文字有所增，篇名有所依，异文有所取，这一优势比之《囫库全书》本，是显而易见的；第三，方氏、严氏、叶氏三人，在各自的辑录本里，对所取材料均作了技术上的处理，或加注语，或用按语，说明了理由。总之，这三种《傅子》辑录本的先后出现，标志着今可见《傅子》中散见各处的文字汇集为全本，接近于网罗殆尽。
不过，相比之下，叶德辉辑本更显优势。叶本当然远胜方本，这很好辨识；即便是严本，也与叶本有较大差距。兹分述于下。
第一，叶本卷一互校去取，最为得当。叶氏《傅子·叙》称：余读唐人《群书治要》所载《傅子》，考其篇次虽分二十七段，以文义相连缀，实只二十二篇。①知宋以来所存二十三篇，并不能溢出《治要》以外也。
以《大典》本校《治要》，《治要》少《官人》及《镜总叙》二篇。初疑明人所见之书，不应多于唐宋；及读《初学记·镜部·总叙》引《韩（非）子》文②，乃知《大典》误以《韩子》为《傅子》，并误以"总叙"为篇名。又读宋本《意林》引《官人》篇语③，知《大典》即从此钞撮而出??叶氏对《崇文总目》所出《傅于》23 篇之数，作出了判断；他由此追索，又发现了《永乐大典》增出的《官人》、《镜总叙》不在23 篇之内，而是各有所出。①毫无疑问，叶氏判断远较方氏乱增篇目为优；其发现又纠正了方氏、严氏之失。这些当然更是《四库全书》本无可比拟的。
第二，叶本卷二、卷三所收秩文，选用原始版本，不仅辑佚有增，而且订讹有功。他所用原本《北堂书钞》、宋本《意林》，均显示出远较易见后刻版本的特殊意义来。这也是方本、严本相形见继之所在。比如，他以原本《北堂书钞》辑肤，所得比方本要多得多，也比严本有较多增入。再比如，他以宋本《意林》为依据，就较好地解决了《傅子》文与杨泉《物理论》文的区分问题，而从后刻《意林》很难将二者判属得当。方氏没有做这项工作，故叶氏附录"订讹"列出的"武英殿"本《意林》中的12 条《物理论》文，而误入《傅子》者，方本当成了《傅子》文辑入；严氏是用力校了《意林》的，②虽结论与叶氏相近， 12 条应属《物理论》文亦不取，但他没见宋本，立论不如叶氏坚实。
第三，叶本各卷各篇（条）下，必详注诸出处，并卷次、异文。这在校勘方面，既优于方本，又长于严本。
第四，叶本对《傅子》卷一收24 篇取自《治要》之文。
于正文内义加注按语，援引他处所见佚文，系于上下文的处理办法，似比严本另录他卷、再加按语的方式更为可取。
叶本的显著优点如上。因此，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肯定了叶本"持论较严氏更为精密"的成就。但是，他接着对叶氏提出两点责难。其文曰：??且有严氏已辑入而叶氏本夫载者，如《晋书·何曾传》所引司隶校尉傅玄著论称（何）曾及荀是也，二本正可互相补宜；而叶氏《叙》中不及严辑本一字，纵因其书刻入《全晋文》，易于忽略，① 叶氏疑《安民》篇之后《□□》篇（"傅子曰：利天下者??"一段）力《安民》篇未段。他实际辑录《治要》所收为24 篇。若《安民》、《□□》合一，则为23 篇。
② 叶氏本附录"订讹"里注出，这段话（"古之人目短于自见??"》是《韩非子·观行》里的文字。③ 叶自注："今本（《意林》）羼人《物理论》中。"① 叶氏考定，《官人》篇在《意林》，《镜总叙》非《傅子》文。故余嘉锡 认为，严氏"无所考证。叶氏始知其谬，故其说较严氏为尤精"（《四库提要辨 证·傅子》）。
② 严可均《傅予·按》曰："乙亥岁（1815 年），余校《意林》??知《意 林》所载《傅子》，乃杨泉《物理论》也；所载徐幹《中论》，仅前二条又半圣是 《中论》，其第三条之下半条，及第四条，乃《傅子》也；所载《物理论》，仅前 四条是《物理论》，其第五条至第九十六条，乃《傅子》也；其第九十八条至末， 乃《中论》也。"（《全晋文》卷四七）。
而《铁桥漫稿》不容不见，何以不加称引，此事之不可理解者也。
余氏责难叶氏的两个问题，未必符合实际。
关于叶本《傅子》失载《晋书·何曾传》引文问题。这是叶氏有意不辑，而非失检，他后来又撰辑成《傅玄集》三卷本（1902 年刊印），《晋书·何曾传》中所引傅玄之论，一字不漏移置于文集内。这比严氏置诸《全晋文》卷五○之中作为《魏书》中内容，阑入《傅子》，显然要合理得多。仔细对比后，我们只发现，严本多于叶本者，唯《北堂书钞》卷一五八中一条（"（傅）说身隐胥余??"），其他不少；①相反，叶本多出严本条目者，为数却不少，约有16 条左右。
关于叶氏未提及严辑本问题。据严可均《傅子·按》，他订校成稿在1810-1815 年间，然而他在世时（1762-1843），规模宏大的辑录稿亦没有写成清槁，点划涂批，堆放在那里。又据《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王毓藻序、方功惠跋透露，直到光绪丙戌（1886 年）广雅书局设立后，仍"未逞及此"；后经勘定整理付刻，光绪癸巳（1893 年）方刻竣问世。而叶本《傅子》却是光绪十七年（1891 年）完成的，刻印推迟到《傅玄集》三卷亦成的光绪壬寅（1902 年）。所以，叶氏集辑时，不可能见到未刊刻而成的严辑稿。不过，据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傅鹑觚集五卷附校勘记一卷》提示，叶德辉是看到了方师辑本（1876 年刊刻）的，因为王重民取录本上有叶氏两方印记，说明叶氏参考过方本，因增辑而成《傅子》、《傅玄集》各三卷。对此，叶氏序文中只字不提。尽管他所辑后来居上，方氏本远在其下，但连提也不提，总不大度。当然，叶氏或许如他所说："凡前人己辑已刻者，亦未及取校。我行我法，不羞雷同也。"①这段表白聊可参考。
最后，略就叶本不尽如意处，提点看法。卷一最后两篇：《宫室》出于《水经注·渭水》，似应置诸他卷佚文处；《释法》出于《艺文类聚》卷五四"赋"文，似应置于《傅玄集》中。这两篇文字添于24 篇之后，不但不妥，而且不类。（这个问题在严本中也有。）②卷一《仁论》篇在《永乐大典》引录时，文中有一大段荀悦《申鉴·杂言》文，《治要》中不载，叶氏于正文中删去，而于附录"订讹"中肯定是"误入"。其实，叶氏有点武断，不如严氏不删而指明这段文字所自的谨慎态度可取。因为《傅子》政论文里，常见引用前代诸子诸贤的论述，这就不能排除此处亦属引用情形。还有，叶本诸卷内，校记嫌少，不如严本对佚文所属、异文异字所出之详。叶本、严本在这方面确有"互相补直"（余嘉锡语）的必要：尽列出处与详校异同，各见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