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整个世界都是清清亮亮的，阳光透过淡淡的清新的雾气，温柔地喷洒在尘世万物上，别有一番令人赏心悦目的感觉。
可惜，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天天享受到晨雾的清新，五点半钟，这座城市只有少数人在跑步，只有花园里才聚集着一些练功、习武、踢腿、甩胳膊的人，除此之外，就是至今不被人们所认识、看重，而又绝离不开的清洁工了。而大部分人，在这个时候，还甜甜地沉睡在温馨的梦乡之中。
高伯年照例在这个时候起了床。往日他刷完牙，就用一条干毛巾使劲擦脸，直擦到面部辣辣的，红透了才住手。又拿起那把黄杨木梳梳头，节奏均匀，悬腕有力。一会儿的工夫，头皮就和面颊一样发热了，从里到外舒服极了。然后他又轻轻梳几下，把灰白的头发向后拢顺拢齐，蛮有风度的。 人到了这把年岁，能坚持住这种养生之道，注重仪表举止也属不易。其实高伯年在四年前，对养生和仪表都是从不上心的。他不吃鱼、不吃虾、不吃海参、不吃螃蟹。甚至海带、紫菜、蛤蜊、青蛙，凡是沾水的动植物，他一概拒食。别说吃，闻一闻都会恶心。老战友说他是穷命，他的河北省老家是块旱地，只见得着井，看不到河，三十里之外有条渠一样宽的水沟子。乡亲们轻易见不到水产，更别提吃它了。他七岁那年吃到一次鱼，是在东家的猫食盘里偷出来的。他躲在没人的地方吞下去，腥腥的一股子臭味，呛得他险些晕过去，接着无数根钢针横叉竖挑，扎在嗓子眼上，大咳、呕吐、差点送了命。从此他便闻水货丧胆。直到他当了局长，副市长乃至市长，市委书记，经常参加大小宴会，多高级的宴席都未扭转他对水产品的憎恶，从不沾一筷。医生警告他，这种饮食态度，会使他缺乏碘、钾、钠、镁等多种元素，他深信不疑，却毫不在乎。他不怕死，人前人后他经常说。解放石家庄，他们营担任攻坚任务，冲过去，他冲在最前面，他不怕死，所以子弹也避他。“人连死都不怕，还怕缺碘吗？”他笑着对医生说。这句话被人传开了，久而久之，又被人淡忘了，谁知“文革”时，这话成为反动言论一百条中的一条，“人连死都不怕，还怕缺点吗？”———一个顽固不化，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他对穿戴更不讲究，进城后，始终一双布底鞋，后来买不到了，只好穿塑料底鞋，但鞋面一定要布的。他平生只有过一双皮鞋，那是去参加党的八大时特地买的，为了显得庄重些。可在小组讨论时，他发现中央的领导人也有不少穿布鞋的。第二天，他就脱下了硬邦邦的皮鞋。从此再也没有穿过，直到“文革”这双鞋才有了它的用场，成了修正主义生活方式的物证，被造反派抄走。
但是最近这四年，高伯年似乎变了，变得连女儿都取笑他赶时髦。
首先，他加强了自身保健，闲的时候翻一翻医书，他并非赶时髦，而是越来越觉得自己身体零件不大好使，毛病多起来。
他开始注意仪表。很多人说他老了，而他自己并不觉得老。有好心人告诉他，这是因为他的服装老式，人才显得老的，他觉得有道理。现在是改革时期，领导干部的形象也要改一改，要善于接受新事物。高伯年来了个飞跃，这飞跃让人感到吃惊。他一贯的发型小平头现改为小背头。一贯的中山装换成了西装，自从党的总书记、国务院总理穿西服上了天安门，他就换了，而且一穿就不再换下。惟独缺憾的是对“革履”仍不感兴趣，他的脚无论如何不能适应皮鞋，服饰是为人服务的，所以他心安理得地西服布履。
早晨庭院里很静，听不到一点点噪音。他做了一个深呼吸，一股花草清香直冲鼻腔，让人顿时觉得，纯净的氧气入腔，体内的浊气排出，神清气爽，心情舒畅。
他的楼前是一块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草坪。每天，他要在这儿练一练太极拳。他的拳很不规范，还是在“文革”后期，他由牛棚荣升为“挂”着的公民时，跟花园里的老头们学的。可惜时间太短，还未学通，“四人帮”粉碎了，他被“摘”了下来，回到了市政府。几年来，他坚持练身的，就是这么一套半生不熟的太极拳。
但今天，上面的这一套清晨的生活程序，高伯年都没有进行，他失常了；没有练拳，没有用黄杨木梳梳头，没有用干毛巾擦脸，甚至连牙也没刷，就趿着拖鞋走出来了。清晨，万物仍是清清亮亮的，世界还是那个世界。但高伯年心里那股子浊气就是排泄不出来。
最近保健医生又警告他，血压偏高，心脏音律不齐。要注意休息，注意睡眠，注意脑子不要过于劳累，注意不要激动……全是一堆符合实际又不切合实际的废话。
他无法抑制自己的激动，他失眠了。昨夜，他怎么也睡不着，但他没有服用安眠药，他需要想问题，不需要麻痹自己。
昨天上午，大儿子高原从老山前线寄来一封信，信中以一个誓为国捐躯的战士的名义向父亲要一张生母的照片。信是寄到机关的，秘书拿来就放到家中的办公桌上。妻子沈萍看到了，脸变得纸一样白。他躺在自己的卧室里，她在旁边的书房里哭，他没有起床去劝她，他知道，儿子写信时也会哭的，起码哭过。他无法劝说妻子。无论高原能不能从战场上生还，沈萍已经失去了这个儿子。
他也无法满足儿子的要求，他没有那张照片，也没有办法搞到这张照片。
下午，女儿高婕突然早早地下班回家，和任何人都没有说话就悄悄地躲到自己房间里去。保姆到她的房间里去，她要鸡蛋、要排骨、要牛奶。一一送去，她又什么都不吃。保姆告诉沈萍，高婕一个人闷头躺在床上，像是在哭。沈萍揩干自己的泪水，奔上楼去，看到的是一张流产证明书。
“是张义民？”沈萍又惊又气。
高婕摇摇头，但又不肯说出那个人的名字。
“流氓！”高伯年也到了女儿的房间，他觉得自己的嘴唇在抖。他不是骂女儿，而是骂那个未知数，“一定要严加惩处，我找公安局。”
“爸爸，”高婕拉住把手伸向电话机的父亲，“是我主动的。”
“你？……”高伯年一时说不出话来，他不相信女儿会堕落，可对女儿所处的文艺圈子又早有所闻，沈萍原来就反对女儿去当演员，是他说服了妻子。应尊重女儿的志愿和选择，可现在，女儿的行为打了他一个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