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给他加温！”
于是脖子两边的绳头上，变成了六块红砖。
“说！”
“我没偷。”
再打下去那汉子就该归西了，这场无端殴打和无端审讯只好收场——仅仅因为他的前科 是个窃贼。如果他确实偷了油炒面，那是因为饥饿，他浮肿的身体需要大量的营养补充；如 果他确实没有偷，那“天津卫”因为两三斤油炒面而动怒，也是因为他自己需要补充营养。 至于那些“氓爷”对一个浮肿的同类，大打出手，除了产生于本能的职业病之外，就是饥荒 年代的歇斯底里病的大发作了。
由于上述的种种缘由，家属来矿山送食品的很多。政策规定每次送来的食品不得超过二 斤，但是那个劳改队长对数量检查也不那么认真。所以，如何把带到监舍来的食品，确保吃 进自己的肚子而不被窃贼偷吃，就成了一桩大事。最原始的方法就是出工时把食品背在身 上，收工后搂在被窝里；有的人夜里上厕所也要带上，以防眨眼的工夫食品丢失。老母亲给 我邮寄来的食品，因夜间我在厕所抠高粱面屎球的时间长了一些，一盒“桃酥”被连窝端 了。我很难过，因为这个贼咬噬了一颗老母亲的心；我没敢声张，因为那种武打的场面令人 心悸。
我没有浮肿，身体在“五毒”中属于上等货色。平日沉默寡言，干活却很卖力气。到矿 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被任命当了劳改组长。营门依山，我们干的营生多是和石头打交 道，不是修砌“溜子”，就是在井上搬迁送往井下的机械设备，间或也带着十几个组员，挥 锹往卡车上装炼铁的矿石——延庆有个劳改钢铁厂，营门铁矿就是为这座钢铁厂的吞吐而开 掘的。
与我同组的成员，能记下名字的已经寥寥，只有其中的三个，我难以忘却。一个名叫周 林，他原是门头沟的一个理发员，因男女关系构成的罪过进土城来营门的。到营门后继续干 他理发行当，并为我理过发，因而我记下了他。第二个组员叫李玉铭，之所以历经三十多年 的风雨蚕蚀，而不忘他的名字，因他家住在北剪子巷，和我家住的魏家胡同只有寸步之隔。 正是由于地理关系上稍近，在组内他常以“氓爷”的横劲为我撑腰。他的口头禅是：“咱们 谁也不能欺侮老实巴交的‘吃屎分子’，想耍胳膊根的，是骡子是马先和我过两下手！”第 三个就是前文提到过的东北小盲流那德广，这个刚满18岁的大孩子，不但生就一双能把木 屑雕刻成刀叉以及各种小工艺品的巧手，还长就一双飞毛腿。有一段时间，我们组干的是从 山下往山上运料石的活儿，百十斤的重量压在背上，已使人喘气都感到困难，加上山路崎 岖，每背一趟料石上山，两腿都会酸软如泥。这小家伙的腿，仿佛是铁铸的一般，经常是我 们背一趟，他背两趟。在下山时跳蹦着若同一只轻猿，嘴里还哼哼叽叽地唱着东北小调，但 就在小组里异口同声地对他进行表扬时，一天中午收工不见了他的踪影——这小子摸准了岗 哨的换岗时间，借警卫交班时溜号跑了！
中午，大值班传话叫我去中队办公室。半路上，我心跳如击鼓，脑子里编织着自己的失 职检查。主管我们中队的曹茂林队长，站在向阳的房檐下，听完我的叙说后并没动肝火，而 是宽慰我说：“这是警卫人员的失职，你用不着给自己上纲！”
我十分惊愕地望着他，以为是自己的耳朵听错了。
“这样的盲流耗子，鬼着哩！铁丝网是圈不住他们的！”他说，“他背石头爬山爬得那 么快，就是想躲开你们的目光，寻找逃跑的机会哩！”
“噢！”我恍然大悟。
“我干了几年派出所工作，了解这些‘大眼贼’！”他说这个形容词时，脸上没有憎恶 的表情。“其实，这孩子素质不错，只是当浪儿当得野了性子，成了标准的‘飞鸽’牌！”
我没敢点头，也不敢摇头。一个劳改干部对一个逃号如此宽容，我还是头一次见到。我 甚至怀疑他这番话是个诱饵，在暗暗审查我的思想，我最好的态度就是缄默，像哑巴那样一 言不发。
“你写过几本小说？”他突然改变了话题。
我更加不知所措：“三本！……我攻击了党的三面红旗，不然……”
他打断了我的自卑而廉价的检查，问道：“你爱人也跟你一样进了土城？”
“是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她去了哪个劳改支队？”
“不知道。家里来信没提起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