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大早晨——那是1960年12月29日，我们先是被命令捆绑行李，然后列队在院内 站好。报数。点名。最后点到的名字是张沪。十大的“号房”囚禁，使她本来就苍白的脸， 又增加了几分菜色，因而她回答那声“到”时，语音十分微弱。押送我们去“士城”的警察 姓田，矮矮的个头，微胖的身子，他似笑非笑地对我们说：“我提醒你们注意两点：第一， 没有行李的人，要帮助手中东西多的人。改造思想就要从脚下开始，这叫互相帮助。第二， 没有卡车送你们，要乘公共汽车去‘土城’，如果在途中有逃跑行为，别怨我们不客气！” 他先亮出手铐，又拍拍腰间别着的一支手枪。
至今我还念念不忘那个叫张啸虎的汉子。他北京无家，因而手中无物可拿，出于对我们 夫妇怜悯之情，他跑到队尾，抓起张沪的行李，就扛在了肩上。有一个犯偷窃罪的年轻人， 又替她提起网兜——里面装着脸盆，脸盆里装着女人用的杂什。还有的“同号”争着为我扛 行李，我回拒了，因为我意识到，更为艰难的路还在前面，我要在艰苦的生活中自立，而不 能依靠任何人。
正值年末岁尾，我们顶着凛冽的寒风踏上了为囚之路。马路上的行人，对我们侧目而 视；公共汽车上的乘客，都向我们投以窥测的目光。你们看吧！我是曾在50年代初，写了 几本歌颂新生活小说的青年作家，她是16岁就为党出生人死，把青春热血献给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青年记者。只不过我们又讲了一些不属歌颂的大实话，现在是加码处罚。“我不下 地狱，谁下地狱！”这是但丁写下的至理名言，20世纪60年代轮上了她和我。张沪则还是 闭合着眼帘，不看汽车上的乘客，也不看我一眼，像个修女那样，但是眼角却在滴落着泪 水。
我摸摸分局发还我的背包，里边还有一包烟卷。我偷偷掏出来，塞给那个黑脸朋友张啸 虎一支，又传给另外同号每人一支；当我们在众目睽睽之下，从公共汽车上下来，迫不及待 地点燃了烟卷时，警察老田不满意地看了看我们，大概是考虑到他的押送任务即将完成之 故，才没有制止。我们（除张沪一个之外）每个人鼻孔里都吐着烟龙，扛着行李，蹒跚着向 “土城”缓缓而行。
“土城”的外形像个机关大院，进了大门走了几十米，才见大墙和岗楼。男号的箭头指 北，女号的箭头指东，我和妻子一路无言，此时到了分别的路标。
我停下脚步。
她也停下脚步。
四目对视，久久无言。
还是我先开口：“身体不如我，要格外爱护自己身体！”
她点点头，低声说：“我不会那么轻生了，我要等着看看‘明天’！”
“到了地方我给你写信。”我说。
“谁知道我会到哪儿，谁又知道你又到哪儿？”她说，“还是往家里写信吧！再由家里 转告你我的劳改地点！”
“你考虑得比我周到。”
“再见吧！”她脚步并没有移动。
“再见！但愿不会太久太久！”
我在公共汽车上抚摸自己的背包时，除了摸到了烟草之纸还摸到一块包着锡纸的太妃 糖。这些纸烟和糖块，是我当“粪车夫”时，在漫漫的行车路上吮食的，此时我把剩下的最 后一块递给了她。
她接过糖，剥去了糖纸，用牙把糖块咬成两半，把一半递还给我。这时，岗楼上的士 兵，向我们喊话了。他可能不知道我们是走进囚笼的一对苦命夫妻，因而口气十分严厉： “搞什么流氓活动哪！走＃＃＃＃开！”
两只劳燕从此各奔东西。
刚才帮助我妻子扛行李的盲流张啸虎，此时分出手来抢过我的行李，同时对我耳语说：
“多看她几眼吧！你们不定啥时候再见面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