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是个穆斯林国家，伊斯坦布尔这个土耳其最大的城市里的清真寺更是数不胜数。 我有幸走进了著名的古迹——“蓝色清真寺”和与其隔街口对峙的“圣索菲亚教堂”。建于 17世纪的蓝色清真寺高43米，全寺共有260个窗门，屋顶呈圆拱形，名实一致，寺内主要 色调是蓝色，它是世界上惟一建有六座宣礼塔的清真寺。与它遥遥相对的是被誉为“世界七 大建筑奇迹”之一伪的索菲亚大教堂。这座代表东罗马帝国建筑艺术高峰的教堂、外观宏 伟，内部装饰精致富丽，为伊斯坦布尔最大的教堂。我对伊斯兰清真寺与基督教教堂在一个 广场上和睦相对大为赞叹。
托普卡琅宫则是奥斯曼帝国时期留下的建筑，距今约有500多年历史。据说，宫内有很 多房间，可住4000人以上。与北京故宫一样，托普卡珀富也设有“珍宝馆”，陈列历代皇 帝收藏的古玩珍器。在那里，我惊喜地发现还有中国明清两朝送给历代苏丹王的瓷器。
次日，我乘约旦航空公司波音—727飞往安曼。安曼机场的警察将我的六包行李全部打 开，直弄得防化服上的滑石粉白烟乱冒才甩手而去。
如果人生的乐趣在于这二秒钟不知道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我的巴格达之行则饱尝这种 提心吊胆的乐趣。在安曼小住一日，我登上了飞往巴格达的伊拉克班机。遇到的安检更加严 厉。尽管我已把防化服和传真机都扔在了安曼分社，可我托运的行李还有48公斤重，按规 定伊航只许托运20公斤。看到我前面的日本NHK记者大把地从西装上衣口袋中挥洒出成叠 的绿票子缴超重托运费，我却分文没有。我耐着性子娓娓动听地给工作人员解释为什么我现 在没钱，其窘态不亚于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他同情地将48公斤改成了30公斤，在收 了我一把清凉油之后，又改成20公斤。
自联合国安理会第660、661号决议，（8月3日，安理会通过第660号决议，谴责伊 拉克入侵科威特，并要求伊拉克立即无条件撤军；8月6日，通过第661号决议，下令对伊 实行贸易禁运及国外资产冻结——作者注）生效以来，安曼成了伊拉克与外界交往的惟一通 道。为了保住这条生命线，伊航别出心裁地要求旅客亲手将自己的行李搬上飞机货舱，以免 有炸弹混入，这害得我又一通忙乎。坐在身旁的加拿大电器工程师埃尔萨第，是回来清理他 在科威特的财产的。听说我要在巴格达呆上三个月，他猛地吹了一声口哨，说1月15日以 后巴格达就不存在了。在飞机上，我像其他旅客一样得到一张白色的指令：“根据革命指挥 委员会第229号命令，在你抵达巴格达五天之内，必须到指定地点做血液检查。”我这才发 现，此时逆着外逃的人流进入巴格达，决不是件轻松事。
一下飞机，我和日本NHK记者榎木丸吾及一名法新社记者就被带到候机室一角填写各种 表格，并交了一张标准像。我们被告知，所有记者必须住进指定的拉希德饭店，每天费用 180美元。日本人“嘿嘿”地连连点头，可我全身上下仅有300美元。因为接惯例新华社外 事局仅给我300美元现金。也许这的确能阻止贪污，可对我这样的战争暴徒则无异于送死。 窘极无奈，我挺直胸脯走上前：“我是中国人，我没有那么多美元，我的同事在机场外等 我。”一位西装男子转身去请示日本记者榎木趁机对我说：“We are controlled （我们被 软禁了）。”我忙朝他挤了一下右眼：“Help each other （互相帮助）。”
在中国使馆帮助下，我终于获准暂住新华社巴格达分社，一座英国式的三层洋房。巴格 达的冬夜寒冷刺骨，可中国驻巴格达使馆的小客厅却温暖如春。大使郑达庸是北大东语系校 友，他热情地表示“欢迎小字辈”，对我这个胆大包天又四处捣蛋的小师弟自然格外照顾。 武官曹彭龄亦北大毕业，其父曹靖华当过北大俄语系主任。武官本人一身儒风，怎么看也不 像武官，更像个文化参赞。在曹武官宿舍的地毯上。他用茶杯、咖啡罐、腰带摆了态势图， 向我介绍一触即发的战争。在最近的140天里，伊拉克已在南方修了2200公里的甲级公 路。在北纬31度线集中了它的全部装甲单位，如著名的麦地那光明师、大汉漠拉比师；依 赖真主师则进驻库特，摆出决战的架势。北部三省库尔德人居住区仅部署了一个轻装甲师。 我不禁对这种面对进攻却分散兵力的防御表示意外，怀疑这种依靠三条纵向公路的战术原 则。曹武官点头同意，因为仅从图上作业看，伊拉克将一战即败。
呼吸着冰凉的夜凤，我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位日本海军将领的诗句：“战未毕， 雨季之郁闷天空，犹在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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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并非天方夜谭
这座城市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因为我平生不曾到这样的海洋中航行过。
— 《一千零一夜》
怎么也想不到真有不许拍照的城市。当一位曾常驻巴格达的记者给我讲到某位摄影记者 的传真机被扣在萨达姆国际机场、他本人在街头拍照被没收相机的故事时，我曾将其归结为 “天方夜谭”。四年来，我徒步走过长城，在秦岭抓过熊猫。上世界屋脊探过险，洪水、大 火、骚乱、地震……连轰动一时被警方严密警戒的“长城情死”、“被劫民航返回北京”等 独家新闻都弄过的人，会有什么“不可能”？可与巴格达通了一次长途后，我顿时傻了半 天。巴格达分社的李大伟说：“你在北京碰得到的危险顶多一百八，而这里至少三百六。”
我飞到安曼，新华社驻约旦首席记者给我讲了他在巴格达因为拍照、被安全人员抓住、 器材被没收的经历，劝诫我在大战爆发前夕更不可鲁莽行事。经与总社林老板电话磋商，决 定把我的宝贝传真机暂存在约旦。我脖子上挂着快门轻得不能再轻的莱卡M—4进了巴格 达。
头一天，一位常驻巴格达的记者就对我进行形势教育：在这里干活得守规矩，否则极易 出事。比如美联的萨拉哈和路透的马蒙就被取消了签证，七个月前绞死了拍摄巴格达“军事 设施”的英国记者巴佐夫特，还有一名不守规矩的苏联塔斯社记者死于车祸，好抢独家的意 大利记者……最后是这位记者本人，他因与英美记者过往较密被巴格达“提示过”。说话间 另一朋友又插进来一个笑话，说是半年前他们商量每星期五早上5点起床去钓鱼，可担心早 上起不来。想不到星期五早上5点，客厅里的电话响了，拿起听筒，却无人讲话。以后接连 几个星期五的早上5点，电话铃都响，这位记者称之为“带耳朵的友谊的小闹钟”，听得我 后脊梁直冒冷汗。老兄看我脸发青、眼发直，忙说不是绝对不可以拍，只要找个新闻官员陪 着就行，新闻官员会指点你拍什么，告诉你怎么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