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英、美、法、德等使馆撤离，去那里的游行已明显减少。我想起前几日在美国使馆 门口的一次示威活动。六七个人组成的“和平团”在雨中示威，一个操英文的小伙子对着摄 像机慷慨激昂讲着什么。一个澳大利亚人头戴牛仔帽，手握两把手枪，问我是不是日本人， 他要把这两把手枪卖给布什和萨达姆：“No chemical wespons！（不要使用化学武 器！）”一位德国老太太高擎一块大牌子，默仁立，我只认识德文“Ich”是“我”的意 思，似乎还有个词是纽伦堡。
Ich Habe 1945 Die Hoelle
Von DreSden Ueberlebt
In der Nurubegerstrsi
A11e Menschen werben Brueder Wo dein
Sanfter Fluegel weilt.
经人翻译，才明白是借用了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一句唱词：“我们都是好兄弟，我是德 累斯顿大轰炸的幸存者。”
1991年1月2日，伊拉克政府命令所有1973年以前出生的男孩立即到预备役报到。看 着才满17岁的半大孩子斗志昂扬奔向征兵处，我的心情怎么也明快不起来。政府已开始向 民兵发枪，机场小卖部的售货员得意地向记者炫耀屁股上的柯尔特手枪。
出租车司机惊奇地问我为什么还不离开，“因为这个城市和它的350万人口将不复存 在”。
与年轻人的激动相对应，老年人则出奇的平静甚至悲观。我们的房东哭泣自己命苦，他 只在曼苏尔有亲戚，可多国部队已将那里列为攻击目标，因为那儿有化学武器基地。
医院开始把药品集中清点，装箱隐蔽。巴格达市中心的拉希德大街出现了军车，开往科 威特方向的军人，在这里尽情地享用政府最近给他们增加的每月50第纳尔。正在休假的列 兵穆罕默德·阿里中止了他的临时出租业务，奉命开赴前线。一位宪兵将几台名贵相机贱价 拍卖给外国人。我本能地想起我那做梦都想当摄影记者的传真员徒儿，我仅用200美元就从 这位宪兵手中买了台带马达镜头口径为1．2的尼康FE，准备战争结束后如果还能活着回 去，就把这台相机带给他。
一些政府部门很早就下了班。下午两点半，伊拉克通朱用老虎钳剪断了三台新电传机的 电缆，又剪断了另外几台暂时不用的老电传机的电缆线。我则将这几台电传机、打孔机、英 阿文打字机搬下楼，装进一辆“考斯特”车。又将一些别的物品分放在“奔驰”和“丰田” 后备箱里，老朱开“奔驰”，我开“丰田”，运了两趟。我的脊背疼极了，重东西我搬，首 席管细软。凌晨四点多我又回去收拾行李，拆暗室、放大机之类，半小时内完活儿。我又去 叫醒房东，将防化服、食品等送给她。房东老太太问道：“You'll leave really（你们 真的要走吗）？”说着呜呜哭了起来。
1月13日凌晨，我和老朱将撤走的同志送到机场。几名修女正与一位老神父吻手告 别，她们计划飞往梵蒂冈。机场安检没收了英文记者李大伟的手表，“因为怀疑是爆炸 物”。李大伟指着我说：“这个戴眼镜的大个儿是拉马丹（伊拉克副总统）的朋友，他的武 装带都是拉马丹送的。”我就势撩起上衣，露出地摊上买来的有飞鹰搭扣的共和国卫队军用 腰带。李大伟见士兵不信，忙着打开手提行李，摸出一张拉马丹敬军礼的10寸传真片。这 张照片是1月9日世界穆斯林大会开幕升国旗时，我钻到拉马丹前面用200毫米镜头拍的， 仿佛是拉马丹朝我敬军礼。值勤士兵接过照片细细一看，顿时傻了，转过身来“啪”的一个 立正。
黑云压城，拍摄、冲晒、放大、传真之余，我开始采写文字新闻。战争状态下，我越来 越感到仅靠图片已无法胜任大战在即的特殊要求。随着巴格达走向战争深渊，日益沦为全世 界瞩目的焦点，我的狗屎文章裹挟着照片登上了国内外报刊的版面。连当时很少用新华社通 稿的《北京晚报》也在1991年1月15日头版刊登了我的《临近摊牌的巴格达》。事后，中 央电视台正大综艺创始人辛少瑛问我在通讯阻绝的巴格达是怎么把稿子发出来的，我说这有 赖于我一流的汉语拼音。
进入到1991年1月，伊拉克国际通讯全部中断，由于没有了电话，以往新华社向外界 发稿的传真机无法工作。此时，惟一能与外界交流的仅有大使馆的无线电台。可惜电台仅能 发密电码，这让平素以文传发稿的新华社记者束手无策。就在我热锅上蚂蚁般四处乱撞之 际，郑大使把我招进了官邸。他问我是否可以用汉语拼音写文章并用打字机编码打孔。我说 我的汉语拼音至少在新华社中东地区名列第一，至于打字、编码、打孔更何足道哉。大使听 罢说：“小子，从今天起每天我用使馆电台帮你发一篇稿子。不过报务员只管发打完孔、编 好码的纸带。每天下午5点前把你的纸带给我拿来。”于是从此，我每天把所见所闻都缩编 成一厘米宽的纸带，几十米长卷成一卷，输进使馆的发报机，通过高扬的无线天线变成电 波，发往世界。万里之外的北京外交部抄收后，再将其还原成一厘米宽的纸带，火速送往北 京新华社总社，交译电室将汉语拼音翻译成汉字，再编发给各家报纸。这一招儿是任何记者 没有的，战时我之所以能偶作蛩鸣而惊天下，我的老学长、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郑达庸功不可 没。
可好景不常。新华社中东分社社长把电话打进巴格达命令我立即撤出，我尽量和声悦色 地解释我留下的必要性。可中东分社社长一言九鼎，命令我把电话交给巴格达分社社长： “马上把电话给首席记者，不要耽误工夫！”言外之意我根本不够与他理论的级别。我跑到 使馆大骂新华社派驻中东的封疆大吏只领傣禄，墨守成规。武官曹彭龄夫妇是我北大校友， 夫人原来也当过新华社记者。两位前辈劝我千万不可以小抗上，惟一能做的只有服从。他们 就是这么一辈子服从过来的。直到1998年中央电视台请大使、武官和我做嘉宾纪念海湾战 争，武官与我在CCTV大演播厅相遇，他突然双眼含泪：“当初我也许不该劝你。”
1月14日凌晨，我们全上了“考斯特”直升机场，撤离巴格达，飞往约旦。我手提钢 盔和防弹背心，这样可以避免超重。我想混进机场拍些撤退的场面，可士兵拦住不让，一个 小特务恶狠狠地说：“为什么让你进？！”我突然发现一伙西方电视记者走进来拍电视，一 个新闻部的家伙在前面引路，他们长驱直入。我也把三个相机全挂在身上，晃着往里走。小 特务又出来挡我：“我看你像旅客。”“我是记者。”我推开他就往里走。
在机场，我由于没办离境签证手续而被扣押。在战时伊拉克，常驻人口出入伊拉克都得 办签证手续。我由于想抗拒上司撤退命令没有随其他同事办出境手续，打算潜伏下来，现在 被大使“押解”着前往约旦，交给新华社约旦分社。不想在边境上被捕。使馆几位同胞上前 理论毫无用处，还被赶出办公室。郑大使不得不亲自出马：“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格达 大使，我担保这个人… ”我已经数次看到大使躬亲担保劳工等人，镇静、灵活、耐心、坚 定而又不失风度。
中午时分，我们抵达安曼机场，全体去使馆吃饭，我没去，先回分社赶发传真照片。下 午英文记者李大伟与首席老朱继续飞往开罗，约旦分社的老杨去大马士革，我则留守约旦— —这次海湾战争的“瑞士”，伺机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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