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天，我在南京送一对新婚夫妇乘火车去上海度蜜月。由于过分热心，到点了忘了下车，被一齐拉到上海。在上海认识了一个北京籍的海军军官老纪，一见如故。我们俩的短篇小说曾凑巧登在一本刊物的同一期上。
我在外面躲了那个女朋友一上午，中午回到家，正碰上老纪他们带来几个舞蹈学院的女孩坐在客厅里山呼海啸地神吹：如何追得违法捕鱼的南朝鲜渔船发疯地跑；如何在公海硬着头皮和苏联巡洋舰对峙。我坐在一旁笑眯眯地听，伸手拿茶几上的烟盒，发现里面空了。一个南方口音很重的女孩递给我一盒烟。我抽出一支，和她对了个火，认出了她。
“你也常到这家来玩？”她问我。
我点点头。
“见过这家主人吗？”
“……”
“我来这儿好几次了，从没见过这家主人。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
“说不上来。”
“你呢，你是搞什么的？”她友好地问。
电话铃响了，把我救了。我去接电话，是那个女朋友打来的。她开口就骂我，我忍了会儿，她仍骂不绝口，把我骂急了，和她对骂起来，最后情断义绝地挂了电话。
那个女孩笑着对我说：“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了。”
我等着她说。
“流氓。”她开了个过火的玩笑。
老纪连忙领头大笑起来，笑声强盛不衰，我也只好跟着笑笑：“不，跟流氓不搭界，他们说我是‘青年改革家’。”
晚上，我们在陶然亭西餐厅来了通水兵式的豪饮，昏头胀脑，吵吵嚷嚷去舞蹈学院喝自来水。老纪总是细心观察每个人的情绪，生怕谁不能尽兴，他叫那几个女孩领我去她们练功房开开眼。我理解他的好意，又很烦这种体贴，不愿去。
“不就是一个大屋子吗，几片镜子。我懂。”
“去看看，去看看。”老纪推我，“再让她们给你跳几段。”
老纪说，这几个女孩都是各省歌舞团的主要演员，尖子，有的还是边疆传奇色彩很浓的少数民族。
“那有什么，那有什么！”我不服，“我也是少数民族，满族！和你们汉族有亡国灭种之恨。”
她们笑我喝醉了，我不理她们，缠住一个姓杨的白族女孩问：“你在家，平时吃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