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是不得已而为的事。”（《三民主义为造成新世界之工具》）在一九二三年的一次演说
中，他甚至带着一点似乎“挖苦”的意味，来指出“中国式之革命家”的性质，他说：
我即自称革命家，社会疑义纷起，多所误会，其实中国式之革命家，究不过抱温和主义
，其所主张者非极端主义，乃争一良好稳健之政府。
在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四年的两次演说中，他甚至明白地指出：“改造”“维新”的意
思，与“革命”并无不同。他说：“革命两字，有许多人听了，觉得可怕，但革命的意思，
与改造是完全一样的。”（《改造中国之第一步只有革命》）他又说：“外国革命，有许多
是成功的。离我们最近的就有日本，日本维新，大家都知道是成功的，维新事业和革命事业
是相同的，维新成功就是革命成功。”（《革命成功始得享国民幸福》）这些明明白白的改
良论调，岂不正正都是这个伟大革命家的论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