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以惩治新党，失全国之心，遂暂搁不报。但中日战争既息，和议告成，而朝廷即悍然下诏
，不特对于上书请愿者加以叱责，且云此等陈请变法条陈，以后不得擅上云云。
吾党于是抚然长叹，知和平方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
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且同志之人，所在皆是，其上等社会，多不满意于海陆军
人之腐败贪赎，平时骄奢淫逸，外患既逼，则一败涂地。因此人民怨望之心，愈推愈远、愈
积愈深，多有慷慨自矢，徐图所以倾覆而变更之者。
在这段话中，孙中山原始的改良主义的色彩，是非常明显的。
所谓“和平手段”、所谓“渐进方法”、所谓“请愿于朝廷”、所谓“冀万乘之尊或一
垂听”、所谓“政府之或可奋起”、所谓“全体联名上书”、所谓“和平方法”等话，都是
明显的改良主义的语句，都不是革命的立意与手段。直到这些立意与手段都“无可复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