份有限公司，出版了一本红皮烫金的《慎师七十文录》，是庆祝曹敏七十生日的一本专集，
其中有一篇《胡秋原先生序》，我看了以后，才疑团尽解。胡秋原在序中回忆：
我是一个几乎没有所谓“社交”生活的人，与党政方面人士尤其少有个人的往来，所以
我与曹慎之先生原不相识。
一九六二年，郑学稼先生和我因为一个同我们两人有投稿与书业往来的书店，在所谓文
化论战后忽然对我们两人先后送红帽子，我们便先后对那书店及其作者提出诽谤案之诉讼，
法院合并审理。这种官司在中国原很少见，所以开始之时旁听的人不少。当时一般朋友对郑
先生与我的批评大抵是“修养不够”，“不上算”，甚至于说“好事”；只有三个人同情我
们的遭遇，经常到法院旁听，这便是任卓宜、曹慎之、徐高阮三位先生。任先生是我们两人
的老朋友，徐先生则因我而认识郑先生，曹先生那时与郑先生在国防部的一个研究部门同
事，他是因郑先生而去，于是我在法庭开始认识慎之。
这一透露，告诉了我们：在胡秋原、郑学稼告文星的讼案一开始，曹敏便以与郑学稼
“在国防部的一个研究部门同事”的身份，微妙的介入了。胡秋原又说：
当官司尚在进行之时，到一九六六年，美国国会为越战举行听证，费正清、巴奈特趁机
主张讨好中共以解决越战。有一天，慎之邀约我和学稼、高阮三人，主张写一封对美国人民
公开信，结果有一千数百人签名的公开信在《纽约时报》发表，一时发生相当大的影响。此
我与慎之合作之一事。
这一透露，又告诉了我们：“当官司尚在进行之时”，曹敏已经“邀约”胡秋原、郑学
稼、徐高阮共同合作为国民党秘密搞文宣。据一九六六年七月三日《联合报》，当时新闻局
长沈剑虹曾在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报告施政说：“台湾学人教授一千六百余人驳斥美国姑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