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低调，实在是我的基本态度。这种基本态度的形成对我来说是很当然的事。我在忧患
里长大，精神上，我经历过“太保太妹”们不太能经历的苦痛。个人的理智训练与宗教狂热
在我所经历的环境底下，已被我浓缩或转换成大多的消极与愤激，多少还夹杂着一点玩世和
不恭。另一方面，生活的压迫使我接二连三历经着苦恼的副业——从写蜡板到送报、从进当
铺到案牍劳形……这些生活未节在无形中增力，我精神上与精力上的负担，虽然起码的坚韧
使我不会倒下去，但是我也不太容易站起来，这大概也是我低调的一个来源。大概以我的能
力与际遇，我一辈子也不会喊“后来居上”、“超越前进”的高调，这是非常不可救药的！
但我的低调也有好处，这就是可以满足一个小人物的自我清高。一个低调的人经常的表
现是消极的不合作主义、杯葛主义、麝一般的自毁主义、宁为玉碎主义、不妥协主义、陶渊
明主义。在乱世里，这种低调而坚强的态度也未尝不是既苟存性命又勉强做人的一法，有时
候在我看来，这甚至是唯一的方法！可叹的是，今日洁身自爱的知识分子中，连陶渊明那种
可以，‘养廉”的“将芜”之“田园”，都不可得了！
虽然是穷光蛋，可是也要穷得硬朗，老一世代的人们也该想到新一世代的青年人中，也
会有“贫贱不移”、“风骨嶙峋”的硬汉，不要光是拿细人之心度人！只要老一世代的人不
老眼昏花而死，他们总会看到这一代卓越知识分子的人格与风范。这些并不是他们身教的结
果，这是他们的造化！
十三年来，我从儿童变成少年，从少年变成青年，困扰与苦难并没有使我忽视这十三年
来的众生相，也没有使我这低调人生观高调一点点。我的消极是：自己不做乡愿，中国少一
乡愿；我的“积极”是：打倒几个”伪君子”，宣布几个“伪君子”是乡愿。如此而已。我
深信的人生哲学很简单：能少做一分懦夫，就多充一分勇士；能表白一下真我，就少戴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