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王应麟在《汉[书]艺文志考证·贾谊》中指出，班固作《汉书·贾谊传》时，其所谓《治安策》中"自'陛下谁惮而久不为此'已上则取其书（指《贾谊新书》--引者）所谓《宗首》、《数宁》、《藩伤》、《藩强》、《五美》（"一动而五业附"，《新书》云"五美"）、《制不定》、《亲疏危乱》凡七篇而为之。自'天下之势方病大肿'以下，以为痛哭之说，与其书合。"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基本上同意王应麟的说法，但进一步指出，自"天下之势方病大肿"以下这一节，"乃《新书·大都》篇之后半，其前有'可为痛哭'一段，《汉书》删去。"王氏和余氏的这些分析是符合事实的。这就是说，《治安策》中"可痛哭者，此病是也"以前的内容，是班固取《贾谊新书》中《宗首》、《数宁》、《藩伤》、《藩强》、《五美》、《制不定》、《亲疏危乱》、《大都》等八篇文章剪裁加工而成。这些文章大体上应写于同一时期。
王应麟又云："至于流涕二说，其论足食、劝农者，是其一也，而固载之《食货志》，不以为流涕之说也；论制匈奴，其实一事，凡有二篇，其一书以流涕，其一则否，是与前所谓足食、劝农而为二也；固既去其一，则以为不足，故又分《解悬》、《匈奴》二篇，以为流涕之二。"按，《汉书·贾谊传》所辑《治安策》中有两"可为流涕者此也"，但所说为匈奴一事，似与此篇开头所言"可为流涕者二"不合。对此，姚鼐认为："此'二'字疑本是'一'字，后论匈奴一事而叠出可为流涕句耳，非有二也。俗人或遂于起处增一为二。"（《古文辞类纂》卷十二）姚氏又云："贾生陈疏言'可为长太息者六'，而传内凡有五事阙一，吾意其一事言积贮，班氏已取之入《食货志》矣，故传内不更载耳。"（《辨贾谊新书》）清人刘台拱在《汉学拾遗》中，则与王应麟持类似观点，认为"其论畜积为流涕之一"。我认为不论是王应麟和刘台拱把论蓄积视为流涕之一，还是姚鼐把它视为长太息之一，似乎都与历史事实不符。因为班固明言：汉文帝"数问以得失"，是在贾谊任梁王太傅之后，而"谊数上疏陈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略日"也正是接此而来。《论积贮疏》如前所述，上于文帝二年，班固不可能把它拉到这个"大略"中来。至于王应麟说班固"又分《解县》、《匈奴》二篇，以为流涕之二"，余嘉锡指出其说有误："《汉书》两'流涕'，其前一节乃《解县》篇，而取《威不信》篇'流涕'语足之，后一节则《势卑》篇，非《匈奴》篇也。"余嘉锡的说法基本上是对的，即《治安策》中关于匈奴的两"流涕"之说，班固主要是节略了《贾谊新书》中《解县》、《威不信》和《势卑》三篇。但《匈奴》篇是否就一点也没有涉及呢？事实并非如此。在后一"流涕"中的"行臣之计"，班固在《赞》中指出即"施五饵三表以系单于"，这正是《匈奴》篇的主要内容。由此可见，《贾谊新书》中《解县》、《威不信》、《匈奴》、《势卑》等四篇谈匈奴问题的文章，大体上是写于同一时期的。《解县》中有"伏中行说而答其背"，据《汉书·匈奴传上》，中行说傅翁主赴匈奴应为汉文帝六年下半年之事。因为在此之前，文帝曾于这年遗书冒顿"约为兄弟"，"顷之，冒顿死，子稽粥立??文帝复遗宗人女翁主为单于阙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说傅翁主。说不欲行，汉强使之。说曰：'必我也，为汉患者。'中行说既至，因降单于。"鉴于有这样一些来往过程，因此中行说降匈奴事不会早于文帝六年年末，而贾谊写《解县》等文，也不可能早于文帝七年。
王应麟在《汉[书]艺文志考证》中又说："说庶人上僭（余嘉锡按："即《孽产子》篇"），体貌大臣（余嘉锡按："即《阶级》篇"），皆其书所谓太息之说也。固从而取之，当矣。而其书又有《等齐》篇论当时名分不正，《铜布》篇论收铜铸钱，又皆其太息之说也。固乃略去《等齐》之篇不取，而以《铜布》之篇附于《食货志》。顾取《秦俗》、《经制》二篇，其书不以为太息者，则以为之。"余嘉锡指出，王氏后一说有误："按今本《新书》及《玉海》所载之目录，皆无《秦俗》、《经制》二篇之名。《汉书》所取，自'商君遗礼义，弃仁恩'起，至'中流而遇风波，船必覆矣'止，皆《俗激》一篇之文，移易其前后，加'长太息'一句耳，本非二篇，王氏误也。"（《四库提要辩证》）余氏此说，亦不确。他讲的《汉书》中这一段话，并非只是"《俗激》一篇之文"，还包括《时变》一篇。这样，我们便可以知道，《治安策》中自"今民卖僮者"起，至"中流而遇风波，船必覆矣"止，班固实际上是取《新书》中《孽产子》、《俗激》、《时变》等三篇文章删略而成。此外，在《等齐》一篇，其中有"长太息"字样，被班固略去；再有《服疑》、《审微》两篇，与《等齐》内容一致，都是反对庶人上僭者。这些文章大体上都是写于同一个时期，即汉文帝七年至八年之间。
《治安策》中，自"夏为天子，十有余世，而殷受之"起，至"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观之也"止，正如余嘉锡所说，是"忽取《新书·保傅》及见于《大戴》之《礼察》二篇阑入其中，既无长太息之语，又与前后文义不侔。"正如我们在本章第一节所说，余嘉锡的这种分析，从语法来看是有道理的。但从另一方面看，我觉得班固这样做也给我们一个启示：即《保傅》和《礼察》等篇，大体上也应是作于这个时期。余嘉锡又说："《大戴礼》取《新书》、《保傅》、《傅职》、《胎教》、《容经》四篇，合为《保傅》篇，《汉书·昭帝纪注》引文颖曰：'贾谊作《保傅传》在《礼·大戴记》。""《礼察》篇亦言保傅之事，故日'为人主师傅者，不可不日夜明此。'其言礼禁将然，法禁已然，汤。武置天下于仁义礼乐，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罚，犹是《保傅》篇三代明孝仁礼义以道习天子，而秦使赵高傅胡亥而教之狱之意。"（《四库提要辨证·新书》）这表明，《新书》中《保傅》、《傅职》、《胎教》、《容经》四篇，及《大戴礼记》中《礼察》一篇，其内容均是强调礼教太子，其写作时间均应为贾谊在梁王太傅任。
汉文帝八年（前172 年）贾谊29 岁，在梁怀王太傅任。
上《谏立淮南王诸子疏》（即《贾谊新书·淮难》篇）。
这一年，如我们在分析贾谊上一年撰述情况时所说，他可能继续撰写了《治安策》中所涉及的一些文章，或与这些文章内容相同或相通的一些文章。又，《汉书·贾谊传》云："时又封淮南厉王四子皆为列侯。谊知上必将复王之也。上疏谏曰??"。据《汉书·文帝纪》载："八年夏，封淮南厉王长子四人为列侯。"可知贾谊疏即上于此年，其疏名为《谏立淮南王诸子疏》，此疏原文为《贾谊新书·淮难》，班固节取之载入《汉书·贾谊传》。
汉文帝九年（前171 年）贾谊30 岁，在梁怀王太傅任，作《旱云赋》。
《汉书·文纪》："九年春，大旱。""大事年表"将《旱云赋》系于此年，今从之。《古文苑》在《旱云赋》之题注中说："贾谊负超世之才，文帝将大用之，乃为大臣绎灌等所阻，卒弃不用，而世不被其泽，故托旱云以寓其意焉。"汉文帝十年（前170 年）贾谊31 岁，在梁怀王太傅任。
汉文帝十一年（前169 年）贾谊32 岁，随梁怀王入朝，上《请封建子弟疏》（《贾谊新书》之《益壤》、《权重》篇）。《汉书·文三王传》云，梁怀王揖以文帝二年立，"五年一朝，凡再入朝，因坠马死，立十年薨。"《文纪》曰：十一年"夏六月梁王揖薨。"汪中说；"《哀帝纪》：'今诸侯王朝得从其国二千石，傅相中尉皆国二千石。'怀王朝，则贾生当从至京师。王薨亡子国除，则王国官省可知，而贾生方上书请益封梁、淮阳，则是以故二千石留长安也。"（《述学年篇·贾谊新书序》）这里的"上书请益封梁、淮阳"，即《汉书·贾谊传》中的《请封建子弟疏》，它是班固据《新书》之《益壤》、《权重》两篇删略而成。
汉文帝十二年（前168 年）贾谊33 岁，在京师长安，因伤为梁王傅无状，哭泣死。
《汉书·文纪》，十二年三月有"除关无用传"的记载。"大事年表"说"约在此年作《一通》。"而《西汉年纪》在"除关无用传"这一条后云："初，贾谊尝论：'以为建武关、函谷关、临晋关者，大抵为备山东诸侯也???'"。则似乎认为贾谊作《一通》时间早于此年。根据贾谊在梁怀王死后"常哭泣"，心情很沉重，除了写《请封建子弟疏》之外，很难关心其他事情。因此，我认为《一通》、《属远》等篇似应作于梁王生前。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将贾谊著作大部分都确定了写作年代。现存赋五篇，有三篇年代明确，即《吊屈原赋》、《鵩鸟赋》、《旱云赋》；其他两篇，即《惜誓》和《虡赋》无法确定绝对年代。但据《惜誓》思想内容与《吊屈原赋》有相通之处，则其写作时问大体上应是贾谊在长沙王太傅任。《贾谊新书》五十八篇，大体上已确定写作年代的有四十篇，这四十篇包括《新书》中自《过秦上》起至《铸钱》止三十二篇标有"事势"字样的文章，此外二十六篇标有"连语"和"杂事"字样的文章有八篇也已确定年代，还有一十八篇无法确定其绝对的写作年代。但是，我认为这些文章大体上均是贾谊任梁怀王太傅期间所作的。理由是：（1）有的文章，如《先醒》篇明确写有"怀王问于贾君曰"，怀王即梁怀王。在《先醒》篇，贾谊主要是用历史事实启发怀王要懂得"治乱存亡之所由"。象这类的文章还有《连语》、《春秋》、《耳痹》、《谕诚》、《退让》、《礼容语下》等。（2）豫教太子是贾谊《陈政事疏》的重要内容，如前所述，班固曾取《新书·保傅》加以删节收入贾谊本传。后来《大戴礼记》又将《保傅》、《傅职》、《胎教》、《容经》合为一篇，取名《保傅》。除此之外，《新书》中还有《礼》、《立后义》等，也是强调要豫教太子的。（3）
第三章 礼法结合，以礼为主的礼治思想
贾谊政治思想的一个鲜明特点，是突出地强调以礼治国。但他的这种礼治思想又与先秦儒家的礼治思想有所不同，这就是他不仅不废法治，而且把法家的某些思想吸收到自己的礼治思想中来，从而发展和丰富了先秦儒家的礼治思想。这一章，我们要讨论的是贾谊礼治思想提出的根据、其主要内容及其特点。
一 从历史和现实的需要出发，突出地强调实行礼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