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赞成把陆贾归于新道家，这是因为：
一、陆贾并没"承认道是宇宙的本体，是万物之源"的思想。关于这一点，我在本书第十二章已经作过论证。
二、熊铁基同志说："以道为指导思想，把'道法自然，的思想创造性地用之于人生和政治，是新道家的主要特点，《新语》正是有这样的特点。"我认为这一说法也不全面。《新语》固然有主张"道法自然"即实行无为政治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也十分强调有为。关于这一点，我在第十三章也已作了详细论述，不再重复。这里要说明的是，到了汉代之后，将"道法自然"运用于政治生活，即实行无为政治（准确些说，应是主张君主无为），决不止限于道家。就以历来被人们称为"醇正"的大儒董仲舒来说，他也是主张君主应无为的。关于这一点，熊铁基同志的业师张舜徽先生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刘向尝称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无以加。（见《汉书·董仲舒传赞））盖向有见于仲舒深通帝王之术，足以辅世主以临驭天下，其所操术，固不在伊 尹、太公下也。今读《春秋繁露》，所以发明帝王之术者，明切甚矣。而《离合根》。《立元神》、《保位权》三篇，几于字字珠现，悉道论之精英也。其言有日：'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见其光。高其位，所以为尊也；下其施，所以为仁也藏其形，所以为神；见其光，所以为明。故位尊而施仁，藏神而见光者，天之行也。故为人主者，法天之行。是故内深藏，所以为神；外博观，所以为明也?
三 后人对晁错的评论
后人对晁错的评论，主要集中在他为巩固汉王朝中央政权，积极主张削藩，反而不得善终的问题上。对于他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忧国和爱国之情，古往今来，人们一般都持肯定态度。例如，司马迁说他"敢犯颜色以达主义，不顾其身，为国家树长划。"（《吏记·太史公自序》）班固说："晁错锐于为国远虑，而不见身害。其父睹之，经于沟读，无益救败，不如赵母指括，以全其宗。悲夫！错虽不终，世哀其忠。"（《汉书·晁错传》）宋人苏轼也肯定"晁错尽忠为汉"（《晁错论》）。明人李贽说："孰知错伤文帝之无辅，而其父反以伤晁错之无父乎！是故国尔忘家，错唯知日夜伤刘氏之不尊也。公尔忘私，而其父又唯知日夜伤晁氏之不安矣。千载之下，真令人悲伤而不可已，乃班固反讥其父不能学赵母，谬哉！"（《焚书·晁错》）这说明，历代的学者们对晁错忠于国家的爱国主义精神都是十分敬佩的。
但是，人们对晁错何以致死的原因的分析，却颇有歧义。分析一下古人在这方面的一些议论，也是不无教益的。
（一）不要公报私仇
司马迁说："晁错为家令时，数言事不用；后擅权，多所变更。诸侯发难，不急匡救，欲报私仇，反以亡躯。语曰'变古乱常，不死则亡'岂错等谓邪！"（《史记·晁错列传》）这里讲的"欲报私仇"指晁错企图利用镇压吴王刘濞叛乱之机，借景帝之手，杀掉自己的政敌袁盎。结果，因晁错优柔不断，反遭袁盎之害。关于这件事，在第十一章介绍晁错的生平时，我已作过详细分析。晁错的这一悲剧告诉人们，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要顾全大局，坚持原则，一切都要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而不要闹宗派，谋小集团的私利，更不能假公济私，公报私仇。晁错坚定的削藩主张，本来是一项正义的事业，在当时来说，是有利于巩固建立不久的汉王朝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的，可是由于他把派别斗争带进了这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就使他的正义行为蒙上了某种非正义性。这是十分令人惋惜的。所以李贽说："晁错区区欲图袁盎，自速反噬，无足怪也。"（《藏书·名臣传·晁错》）所谓"无足怪"，是说晁错之死是有以自取的。
（二）临大难不能只求自全
有一种观点认为，晁错之死只因为他勇于任事，过于有为。例如班固说："晁错为国远虑，祸反及身。'毋为权首，将受其咎'，岂谓错哉！"（《汉书·荆燕吴传》）"毋为权首，将受其咎"，语出《逸周书》，意为不要强行出头，强行出头就要受到祸害。这一说法与老子说的"强梁者不得其死"（《老子》第四十二章）是相通的。王夫之也曾批评贾谊和晁错的削藩主张是不懂得"以几远害"的黄老之道。他说："庸人不测.恃其一罅之知，物方未动，激之以动。激之以动，而自诧为先觉。动不可止，毒遂中于天下，而流血成渠，国幸存，而害亦憯矣。呜乎！谋人之国者，可不慎哉！"（《读通鉴论》）卷二）这就是说，在王夫之看来，晁错的主动削藩是庸人自扰。不过，苏轼对此却有不同看法。他在《晁错论》中说："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能免患于天下。事至而循循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责，则天下之祸，必集于我。"（《涵芬楼古今文钞》卷二）可见，在苏轼看来，天下之事有些虽然可以待机而动，但有些事如果延误了时机，便无法挽救。在这时就需要有敢"为天下犯大难"的仁人君子豪杰之士，起来大声疾呼，"以求成大功"。不过苏轼认为，这种敢犯大难的人不能只空口喊问题如何严重，同时还要有善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即所谓"吾发之，吾能收之"。否则，只是把矛盾挑起来，祸到临头，自己却开溜，"使他人任其责，则天下之祸，必集于我。"苏轼认为。晁错就是如此。
苏轼指出，晁错的错误不在于发难，而在于临难苟免："昔者晁错尽忠为汉，谋弱山东之诸侯。诸侯并起，以诛错为名，而天子不察，以错为之说。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而不知错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凿龙门，决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盖亦有溃冒冲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是以得至于成功。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错不于此时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制吴楚之命，乃为自全之计，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之至安，较易知知也。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遗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惋而不平者也。当此之时，虽无袁盎，错亦未免于祸。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难之矣，而重违其议。是以袁盎之说，得行于其间。使吴楚反，错以身任其危，日夜淬厉，东向而待之，使不至于累其君，则天子将持之以为无恐。虽有百盎，可得间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使错自将而讨吴楚，未必无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乘其隙。错之所以目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欤？"（同上）苏轼的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晁错既然鼓动景帝采取削藩政策，他就应该勇于解决藩国的叛乱。可是当七国之乱起后，却"为自全之计，欲使天子自将，而已居守"。晁错这一建议显然是带有私心的，其目的在于"自固其身"，这当然会引起景帝的"不悦"，同时也给政敌袁盎陷害他留下了口实。如果说袁盎的谗害，是晁错之死的客观原因的话，那么他这种只顾"自全之计"的自私打算，则是其死的主观原因。苏轼说："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正道出了这一事实。可见，在政治斗争中如果挟杂私心杂念，只求自保。自全，其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
（三）用术不可以不慎
前面几章我曾说过，历来学者均将晁错列入法家，司马迁不仅说过"贾生。晁错明申商"（《史记·太史公自序》），而且说"孝景时，晁错以刻深颇用术辅其资，而七国之乱，发怒于错，错卒以被戮。"（同上《酷吏列传》）这就是说，在司马迁看来，晁错之死也是与他一味讲术分不开。司马迁说："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昔天下之网尝密矣，然好伪萌起，其极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当是之时，吏治若救火扬沸，非武健严酷，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职矣。故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下士闻道大笑之'。非虚言也。汉兴，破帆而为圜，斫雕而为朴，网漏于吞舟之鱼，而吏治烝烝，不至于奸，黎民艾安。由是观之，在彼不在此。"（同上）对"在彼不在此"一句，《史记集解》引韦昭曰："在道德，不在严酷。"可见在司马迁看来，"制治清浊之源"，是在于道德而不在严刑峻法。可是晁错却公然向文帝上疏，建议教太子以术数。所以司马迁认为这显然是南其辕而北其辙了。王夫之曾批评贾谊建议文帝"立经陈纪，为万世法"是"以法术制天下"，"贬道以诱君"。（《读通鉴论》卷二）其立论之基础与司马迁也是一致的。按司马迁和王夫之的观点，晁错以术数教太子当然是"非立教之本论"（同上）了。
尽管司马迁说晁错用术以辅景帝，"而七国之乱，发怒于错，错卒以被戮"，却没有点破晁错以术授人结果反遭术害这一悲剧，而清人梅曾亮在其《晁错论》中，则把这个问题讲透了。他说："晁错以术数授景帝，景帝悦之，用其计削七国。七国反，景帝乃诛错。君子日：术不可不慎哉。以盗之术授人而保其不我盗，且曰是必不疑我为盗，虽至愚者不出此。错之智曾是不愚人若也，哀哉！若范蠡以计然之术教勾践灭吴，曰越王为人，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安乐，乃扁舟逃于五湖。始皇用尉缭之计亡六国。尉缭日：秦王居约易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遂逃去。方其说之行也，若石之投水。"若丸之走阪，其君不惜出肝肺相结，如左右手。而二子独汲汲不可终日，岂好为过计哉？彼知非雄猜深阻之人，不能行吾术而不作，其能行吾术者，必不容他人之有其术，故先有弃富贵之志而成功名。彼晁错之智，乃不知此。今以受特知蒙贵幸无比者，人一人之言，衣朝衣，斩东市，目不得反顾，足不得旋睡，虽商靴韩非之行法，未至是也，而景帝能之，错教之也。错之术，盗术也；而恃所授者之不我盗哉。"（《涵芬搂古今文钞》卷六）
在梅曾亮看来，术并非绝对不能用（特别是在封建社会，统治者为了争权夺利，不可避免地要使用权术），但是既然要教别人以术，就必须懂得自己如何用术以防身。这就是要求做到，一方面"以盗之术授人"，另一方面又要做到"保其不我盗"。梅氏的这一论断是有其历史的事实根据的。这就是范蠡和尉缭。范蠡说："越王为人，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安乐"；尉缭说："秦王居约易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这说明他们对所恃之君是知之颇深的。正因为范蠡和尉缭懂得"非雄猜深阻之人，不能行吾术而不作"，所以他们都功成身退，得以自全。晁错则不然，他一厢情愿地效忠于景帝，而没有防范受他术数之教的景帝，在关键的时刻却抛弃了他。这说明，晁错以"盗术"授人，"而恃所授者之不我盗"的想法是十分天真的。
梅曾亮进一步指出，即使七国不反，晁错在景帝这样一个任术的君主之下亦难以免祸。他说："邓公见景帝，言诛错是为七国报仇也。帝曰'然。吾亦悔之。'呜呼！帝特以错为饵敌具耳，何悔之可生？或曰：审如是，则七国不反，错固可免于祸乎？曰不然。临江王，适长太子也，粟姬废而临江王死于吏。亚夫，功臣也，七国平而亚夫死于吏。错之亲不及临江王，而勋旧又非亚夫比也。然则始所以用错者何？曰：削七国者；帝之索志也，而不欲居其名，故假错以为之用。帝固不足怪也。世之择术者，亦择其可以授人者而自处哉。"（同上）当然，梅氏对景帝的批评有失片面，因为景帝虽从晁错学过术数，且在处理晁错和周亚夫问题上也有失误之处。但从总的来看他执行的还是汉初统治者确立的"与民休息"的政治路线，"清净恭俭，安养天下"，因而使"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汉书·食货志》），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不过，梅氏说的"世人择术者，亦择其可以授人者而自处哉"，对人们处世接物也还是有一定的教益的。就是说，用术必须十分慎重，既然要投人以术，就必须提高警惕，防备自己不被所授者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