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在朝廷期间所发表的议论主要是一些什么内容呢？根据有关史料，大体上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作《过秦》。"西汉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吸取秦王朝迅速覆亡的经验教训，企图从中探讨一套维护自己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方法。最早进行这一工作的是陆贾。据《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载：（高帝在位时）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日："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日《新语》。贾谊在朝时，陆贾不仅仍健在，而且与之同居太中大夫。因此，陆贾既是贾谊的前辈，又是他的同僚。贾谊在写作《过秦》的过程中，既有陆贾的《新语》可读，又可以与陆贾当面进行讨论，所以其《过秦）的理论水平就必然要高出陆贾《新语》的有关论述。如果说陆贾在和高帝的对话中，还只是用"马上"。"马下"等形象语言，说明"取与守不同术"的话，那么贾谊则是从政治哲学的高度，从探讨"攻守之势异"出发，从而得出相应的结论。贾谊指出，秦王朝统一中国时，形势本来是十分有利的，可是秦朝统治者却不善于利用这种形势：近古之无玉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灭，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凌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弊。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即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专成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①。
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所以才导致秦王朝二世而亡。所以贾谊由此得出结论："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危者贵顺权，推此言之，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异也。"（同上）在《过秦）的结论中，贾谊明确向汉代统治者指出：要使自己的政权能长治久安，就要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善于观察和分析不断变化着的形势，并且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及时调整自己的政策和统治方法：鄙谚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社稷安矣。（《过秦下》）
① 《贾谊集·过秦中》，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年版。本书引贾谊集中文字主要据此本，个别文字、标点参阅他本有些改动，不再一一说明。
这一段话，可以说是贾谊向文帝多次上疏，提出一系列改革政策的理论依据。
其次，在文帝无年（前179）上《论定制度兴礼乐疏》。贾谊在疏中批评了西汉初期礼义废坏的现象："汉承秦之败俗，废礼义，捐廉耻，今其甚者杀父兄，盗者取庙器，而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为故，至于风俗流溢，恬而不怪，以为是适然耳。"因此他向文帝建议："汉兴至今二十余年，宜定制度，兴礼乐，然后诸侯轨道，百姓素朴，狱讼衰息。"（《论定制度兴礼乐疏》）贾谊提出的"定制度"包括一些什么内容呢？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即"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元代学者胡三省在注《资治通鉴》时，对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兴礼乐有一段注释："正朔，谓夏建寅为人正，商建丑为地正，周建子为天正。秦之建亥，非三统也，而汉因之，此当改也。周以火德王，色尚赤。汉继周者也，以土继火，色宜尚黄，此当易也。唐。虞官百，夏。商官倍，周官则备矣，六卿各率其属，凡三百六十。秦立百官之职名，汉因循而不革，此当定也。高祖之时，叔孙通采秦仪以制朝廷之礼，困秦乐人以作宗庙之乐，此当兴也。"（《资治通鉴》卷十三）胡三省的这种解释大体上是正确的，尽管"三统"之说出自董仲舒，在贾谊之后，但贾谊的"改正朔。易服色"之论，实已为"三统说"之滥觞。
对于贾谊提出的这套"改制度"的主张，文帝采取什么态度呢？史书上的记载略有出入。《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和《汉书·贾谊传》都说是文帝"谦让未遑"；而《汉书·礼乐志》却说："天子说（悦）焉，而大臣绛灌之属害之，故其议遂寝。"我觉得这两个方面的原因，实际上都是存在的。从文帝方面来说，贾谊这套主张从根本上来说是有利于加强他的统治地位的，但由于他即位不久，政权基础还不很牢固，所以尽管他的内心欣赏，行动上却不敢大肆改弦更张；加之"文帝本修黄老之言，不甚好儒术，其治尚清静无为"（《风俗通·正失》），而这种清静无为又是为汉初承秦未之乱，整个社会需要休养生息的形势所决定的。从大臣方面来说，绛灌之属出身武夫，对烦琐的礼仪不感兴趣固然不用说，但我觉得使贾谊的这些意见未能实行的关键人物，还是他的老师张苍。苍时为御史大夫，按《汉书·百官公卿表》，"掌副丞相"，相当以后的大司空，其地位居"三公"之列，其职责，"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外督部刺史，内领侍御史??受公卿奏事，举劾按章"，可见其权力是很大的。张苍以"善用算律历"著称，他"以为汉乃水德之时，河决金隄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内赤，与德相应"（《汉书·郊祀志》）。可见，其观点与贾谊是相对立的；他不支持，贾谊"改制度"的主张当然无法实现。不过在文帝十四年（前166），即贾谊逝世两年之后，其时张苍早已为丞相，有鲁人公孙臣"上书陈终始传五德事，言方今土德时，土德应黄龙见，当改正朔服色制度"（《吏记·文帝本纪》）。可见，公孙臣继承了贾谊的观点，他同样遭到张苍的反对。次年，"黄龙见成纪。文帝召公孙臣拜为博士，与诸生申明土德，草改历服色事。??夏四月，文帝始幸雍郊，见五畤祠，衣皆上赤。"（《汉书·郊祀志》）贾谊改制度的主张，经过公孙臣的努力，终于在文帝手中部分实现，这也从反面证明《汉书·礼乐志》说文帝对贾谊的建议"悦之"，是有道理的。
第三，主张废除某些苛残的法律。贾谊在《过秦》中，曾批评秦二世由于没有"去收挚污秽之罪，使各反其乡里"，结果造成"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的严重局面。所以在文帝元年（前179），便发布了"除收孥诸相坐律令。"《史记·孝文本纪》记载了这件事的始未：十二月，上日："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论，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为收帑（孥），朕甚不取。其议之。"有司皆曰："民不能自治，故为法以禁之。相坐坐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从来远矣。如故便。"上日："朕闻法正则民意，罪当则民从，且夫牧民而导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导，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于民为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见其便，其孰计之。"有司皆日："陛下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请奉诏书，除收帑（孥）诸相坐律令。"这种情况表明，文帝是接受了贾谊"去收孥污秽之罪"的意见的。
在《过秦》中，贾谊还指出，秦王朝覆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忌讳之禁"太多，使臣民不敢讲真话：秦王足己而不问，遂过而不变。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三主之惑，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当此时也，世非无深谋远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拂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也，忠言未卒于口，而身糜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阖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谏，智士不谋也。天下已乱，奸臣不上闻，岂不悲哉！（《过秦》下）
这段话，给文帝的印象一定是很深的，所以在文帝二年（前178）便发布了"除诽谤妖言之罪"的诏书。文帝指出："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民或祝诅上以相约结而后相谩，吏以为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史记·孝文本纪》）
第四，上《论积贮疏》，主张重农。文帝二年贾谊在上文帝《论积贮疏》中，对当时社会上越来越多的背本趋未现象发出警告，强调必须以农为本。据《汉书·食货志）载，汉初，由于连年战乱，民失作业，出现大饥馒，人相食，死者过半。"天下既定，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国家之贫困状况可知。对此，高帝采取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的政策，积极鼓励农业生产的恢复。"孝惠高后之间，衣食滋殖"，这就是说农业生产不仅恢复了，而且有所发展。"文帝即位，躬修俭节，思安百姓，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未"。农业生产发展了，剩余产品多了，就要进行交易，这本来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现象。但在当时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的条件下，工商业的发展，又势必破坏农业生产这个根本。对于这种危险趋势，贾谊是看得比较清楚的，所以他说：今背本而趋未，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月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泛，莫之振救。（《论积贮疏》）
所谓"大命将泛，莫之振救"，是说工商等"未"业的不断发展，势必危及封建制度赖以安身立命的农业，并且是无术加以挽救的。针对这种情况，所以贾谊明确提出："今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未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可以为富安天下。"（同上）贾谊的这番话，自然是颇中文帝之意的，所以《汉书·食货志》说："于是上感谊言，始开籍田躬耕，以劝百姓。"文帝还明确肯定："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未，故生不遂。朕忧其然。故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汉书·文帝纪》）最后，上疏建议列侯之国。据《史记）和《汉书》贾谊传载，贾谊在朝期间还曾上疏建议"列侯就国"，这篇疏今虽不存，但其建议却为文帝所采纳。文帝二年十月在列侯就国的诏书中说：朕闻古者诸侯建国千余，各守其地，以时入贡，民不劳苦，上下欢欣，靡有遗德。今列侯多居长安，邑远，吏卒给输费苦，而列侯亦无由教驯（训）其民。其令列侯之国，为吏及诏所止者，遣太子。（《史记·文帝本纪》）
（三）文帝疏远贾谊的原因及教训
以上情况表明，贾谊在朝居官的时间虽然不长（只有两年），但其创议却不少。所以《史记》说："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屈原贾生列传》）。贾谊这种特出的才能，自然引起了文帝对他的极大的兴趣和重视。因为文帝自己也是一个年轻人①，惺惺惜惺惺，于是"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同上）。可是，丞相周勃、太尉灌婴、东阳侯张相如。御史大夫冯敬等人均坚决反对，他们的理由是："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同上）这些人多系高帝旧臣，武夫出身，对贾谊这样以文才学识而见赏于君王的人，不感兴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例如周勃就"不好文学，每召诸生说士，东向坐而责之：'趣为我语。'其椎少文如此。"（《史记·周勃世家》）加之，他们对文帝有拥戴之功，文帝不能不尊重他们的意见。至于这些大臣指责贾谊"专欲擅权，纷乱诸事"，则如王夫之所说，"于谊为诬"（《读通鉴论》卷二）。从前面我们对贾谊在两年中献策的分析可以看到，除改制度一项暂时未为文帝接受以外，其他各项均被采纳和施行，因此所谓"纷乱诸事"的指责就缺乏事实基础了。当然，由于贾谊年轻气盛，才华横溢，锋芒毕露的情况是有的，所以《史记》本传说，"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对此，那些"老先生"一方面固然无可奈何。另一方面，心中也难免不满，感到煞了自己的风景，因此产生贾谊"专欲擅权"的看法，也就是必然的了。结果，贾谊不仅未升至公卿，而且被文帝疏远，"不用其议，乃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必须指出，贾谊见疏于文帝，大臣们出于传统观念的嫉妒固然是其原因之一，但贾谊得罪了文帝的幸臣邓通，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关键的原因。据应劭《风俗通义·正失篇》记载：中垒校尉刘向对孝成帝日："太中大夫邓通以佞幸吮痈疡汁见爱，凝于至亲，赐以蜀郡铜山，令得铸钱。通私家之富佯于王者。封君又为微行，数幸通家。文帝代服衣厕，袭毡帽，骑骏马，从侍中近臣常侍期门武骑，猎渐台下，驰射狐兔果雉刺截。是时待诏贾山谏，以为不宜数从郡国贤良吏出游猎。重令此人负名不称其与。及太中大夫贾谊亦数陈止游猎。是时谊与邓通俱侍中同位，谊又恶通为人。数廷讥之，由是疏远，迁为长沙太博。"刘向这段话，参之以贾谊《吊屈原赋》中所说的"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是可信的。
宋代著名文学家苏轼在《贾谊论》中，曾分析贾谊在朝居官期间的经验教训时，说过一段这样的话：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古之贤人皆负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万一者，未必皆其时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① 《汉书·文帝纪》注引臣瓒曰："帝年二十三即位，即位二十三年，寿四十六也。"《太平御览》卷八十八引皇甫谧《帝王世纪》："孝文即位二十三年，年四十七。"文也。夫绛侯亲握天子玺而授之文帝，灌婴连兵数十万以决刘吕之雌雄，又皆高帝之旧将，此其君臣相得之分，岂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贾生，洛阳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间尽弃其旧而谋其新，亦已难矣。为贾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绛灌之属，优游浸渍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后举天下而唯吾之所欲为，不过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谈之间而速为人痛哭哉！??呜呼！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遗俗之累，是故非聪明睿智不惑之主，则不能全其用。苏轼的这段分析，除忽略了邓通这个佞臣的打击之外，指出贾谊当时策略上的失误是中肯的。因为任何弃旧图新的改革活动，虽然从长
三 身处逆境，心忧天下
（一）出傅长沙之心态
文帝三年（前177），贾谊出为长沙王太傅。这时的长沙王吴差，是当时仅存的唯一异姓诸侯王。差是吴芮的四世孙。据《汉书·韩彭英卢吴传》：吴芮，秦时番阳令也，甚得江湖间心，号曰"番君"。天下之初叛秦也，黥布归芮，芮妻之，因率越人举兵以应诸侯。沛公攻南阳，乃遇芮之将梅鋗，与偕攻析。郦，降之。及项羽相王，以芮率百越佐诸侯，从入关，故立芮为衡山王，都卸。其将梅鋗功多，封十万户，为列侯。项籍死，上以鋗有功从入武关，故德芮，徙为长沙王，都临湘（今长沙一一引者）。一年，薨，谥日文王。子成王臣嗣，薨。子哀王回嗣，薨。于共王右嗣，薨。子靖王差嗣，孝文后七年薨，无子，国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