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为总是把男人的职业和他们本人混为一谈：把会唱两句歌叫做歌唱家的那种人，当做音乐；把写了那么几笔、出版了几本书叫做作家的那种人，当做文学；把干过革命、到过革命根据地的那种人，当做革命……
这种一厢情愿和联想力过于丰富的毛病，可能来自她外祖母的那个家族。就像她的曾外祖父，把叶家聘礼上的两笔字，与家学渊源等量齐观一样。岂不知大部分情况下，会唱歌和音乐根本不是一回事；同样，会写两笔，甚至出版了很多书的人，和文学也根本不是一回事。
吴为则既热爱革命，又热爱音乐，又热爱文学。综观她这一生所选择的男人，差不多都和这种爱屋及乌的情结有关。《尚书大传，大战篇》有“爱人者，兼其屋上之乌”，于她则是“爱乌者，兼其屋下之人”，或双相通用。她的热爱要是再多，怎么是好?那么她这一生更是非常、非常地热闹而麻烦了。
所幸她热爱绘画的时候，已近日暮途穷。
如果对秀春妈妈那个时代的婚姻作个普查，皆可归结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产物。这种配偶方式，使很多婚姻沦人不幸；一九四九年以后，作为解除不幸婚姻的头号理由，沿用了不短一段时间，使一部分男人得以心安理得地以旧换新，而不像后来那样费尽周折。
以后再有人打算以旧换新，或即便不是以旧换新，而是货真价实的婚姻破裂，就“过了那个村没了那个店”，一律成为《铡美案》那出戏中因中状元被皇帝招了驸马，休了糟糠之妻，又被青天大老爷包龙图铡了脑袋的陈世美。
姑且不论历史真伪，仅就戏论戏而言，距北宋包丞相处铡陈世美，已经八百几十年过去，直至如今，这一罪名仍然顺乎国情，行之有效。
不少男人都有过被打成陈世美的经验，就像后来很多人被打成这个“分子”、那个“分子”一样。
“陈世美”是什么罪行?法律条款上无处可考。就像各种“分子”是什么罪行，他们的刑期靠什么来定……法律条款上也无处可考一样。一九八O年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有宪法和选举法，没有民法、刑法、诉讼法，人们上哪儿查去?就连明镜高悬的法院办案，也只好参照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司法界人士不是没有尝试过制定法律，健全法制。早在一九六二年，董必武老就负责编制法律，而编制好的法律草案呈审后，却一直未见下文。
国家主席刘少奇一九五六年又说：目前我们国家工作中的迫切任务之一，就是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