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诉人胡秉宸还在认真回忆着：“那是一九四一年，不，七月，当时在一起工作的同志都知道这个情况，可以向胥德章和常梅同志了解……”接着胡秉宸又说出一位可以作证的副部长。
没用。胡秉宸就是三头六臂，理由一万；白帆就是再偷人养私生子，再虐待胡秉宸，不要说六个耳光，就是六刀子，他也无处可以说理了。胡秉宸输定了。白帆送采的物证，不过是吴为给胡秉宸的两封信，虚无缥缈。若加上分析和想像，才能感到字里行间弥漫着一种气氛，似乎有个女人在阴沉的雨天，穿行在墓地里，寻找死去爱人的墓碑。
可这不能证明吴为是第三者，上面既没有“我爱你”，也没有“你爱我”，或是“我们某日某时在某处见面”。法律需要的是证据确凿，确凿得让被告人无法反驳，而不是模糊的猜想。还有些证据是没法证明的证据。白帆反映说吴为给她打过电话，要求她放弃胡秉宸，证明人是杨白泉。电话又没录音，杨白泉那天为什么待在家里不上班?而吴为来电话时，又恰好守在电话旁?这些都是可疑之处。连白帆的律师也认为这些证据算不上证据。她不该同情什么或倾向什么，只应倾向真理。
可她禁不住想，这个要求诉诸法律、以为法律可以解决问题的胡秉宸，还不知道上面早已做出裁决。
作为一个副部长，胡秉宸是否也如此处理过到处申诉、要求公正的当事人?现在轮到他了。
可律师还是一板一眼地做下去，她的笔在纸上飞快地移动着，她要做个好律师。尽管她的辩护还没开始就已判定失败，可她还会在法庭上进行答辩，——他们有权判决，却没有权力决定她用什么态度工作。
接着就是四面楚歌。抛弃白帆的只是胡秉宸，抛弃胡秉宸的却是他赖以生存的那个世界。现在，他比白帆还要孤独了。如果没有碰到吴为，无论公私，胡秉宸顶多心怀抑郁，但是不会掀起这样大的动静，落魄至此。
他害怕了!他不是害怕压力，他害怕的是被踢出那个世界。
胡秉宸应该庆幸，幸亏吴为没见过什么是真正的硬汉。如果没有茹风一家的支持，无权无势、无依无靠的吴为怎样坚持下去?
为例行健康检查，茹风父亲住了几天医院，对茹风说，正好有些领导同志也在这儿住院，我准备借此机会替吴为做做工作。她最近情况如何?要她坚强起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有机会也告诉胡秉宸同志，你让我为他办的事我全办了，也让他放个心。”出院后，还为胡秉宸的律师安排了与某位有关人土的会面，“但律师去之前一定要和胡秉宸同志本人谈一次，胡秉宸同志自己也要向党组表个态，不然人家会说我：你怎么那么积极?他与党组取得联系后，让他给你打个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