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秉宸参加革命不如说是偶然。其实很多看似非常重大的事情，大部分出于偶然。
彼时学校里已常见传单，各路政治小组也很多，他却没有参加一个。就连孙中山先生的那个党，他也不太信服，总觉得辛亥革命时孙先生并不在中国，所以也不能算完全是他领导的，和后来的长征一样，相当偶然。
偶尔参加一下要求抗日的游行，在国民党市政府门口坐一夜，迷迷糊糊打会儿瞌睡，也没见市政府说出个所以，不过国民党从来没敢开枪。
闹了一阵，各大学就派代表去南京请愿。胡秉宸没有去。正像胥德章说的，他在学校根本不是活跃分子，可能因为对那些忽然站起来喊个什么口号的行为，抱有非常不敬的想法。
南京请愿没有结果，一九三六年又出来个西安事变。
时局紧迫，何去何从，摆在了每个大学的面前。校方广泛召开座谈会，征求各方意见。
品学兼优、全校闻名的胡秉宸，自然在列。就像抗战胜利后，林伯渠老在毛、蒋二人谈判裁军问题前，就此在周公馆召集会议，统一认识，征求意见也召集胡秉宸一样。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胡秉宸总是那风口浪尖上的人物，他似乎就是为风口浪尖而生的。
在校方召开的会议上，他同样慷慨陈词，认为应该迁校内地。
可是在校方召开的另一次会议上，他未在邀请之列，不知出于什么心态，在会议室外窃听。
这一次窃听，既展现了他日后领导地下工作的卓越潜质，也显示出他不甚平实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