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胥德章，他不知不觉皱了一下眉。他那顾盼生情、距革命党人的目色尚有一定距离的眼睛里，还显出了一丝精怪。
胡秉宸到延安不过六个月就人了党，当他从零孤村转赴重庆时，已是连级干部。胥德章不大服气地说：“我在大学的时候比你进步，还是地下学联的代表，你那时候什么也不参加，算是落后青年，怎么反倒比我先入党?”
对胥德章的疑惑，胡秉宸未置一词。
在学校时胥德章确实比胡秉宸进步，可是和地下党并无直接关系。而且胡秉宸估计这与胥德章初到延安、填写那许多不得不填写的表格时，下笔千言、离题万里有关。他不仅填写自己担任地下学联代表之前参加过复兴社，也将父亲的履历无一遗漏地列举，先是国民党的一个什么部长，后来又当了汪精卫的一个什么部长。幸亏表格上的栏目太小，不然连父亲几岁断奶、几岁遗精都得一一填写上。
那时候，他们谁也不懂得不必要的话少说或不说在日后的意义，以为事情一旦说清楚，也就完结。
正像吴为与胡秉宸热恋时，也曾把“犯有男女关系错误”的历史对他说个明白一样，以为一旦说清楚，胡秉宸在“可忍”或“孰不可忍”之间有个选择后，事情也就完结。
胡秉宸选择的是“可忍”。
她不是没有这方面的教训。在鬼都不知、完全可以蒙混过关的情况下，为了良心的安宁，她把私生子的隐秘向前夫韩木林做了交代。韩木林选择的也是“可忍”，结果却是“孰不可忍”。但韩木林怎能和英国绅土尽度的胡秉宸相提并论?
根本不明白，当男人不再宠爱一个女人的时候，她们已往的风流账，便永远是他们的杀手锏。婚后不久的一次口角里，胡秉宸就出其不意地说：“你知道人家说你什么?说你是个烂女人，都说我和你这种拆烂污的女人结婚是上了你的当。可我怎么就鬼迷心窍地和你结了婚?”不费吹灰之力，一枪就把欢蹦乱跳的吴为毙呆了。
这一枪与韩木林二十多年前对她的制裁相比，韩木林可就算得光明磊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