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的留洋生涯，并没有让应得田彻底改变东北军的习气，贫困也使他失去了昔日的远大目光，他在投奔鲍文岳的时候，只想靠东北军的江湖义气，找口饭吃。
不过西安事变那一段昂扬的日子，在后来惨淡的日子里，一直是他的安慰。他老是想：一个人一辈子能有这样一番经历，值了。一九五二年，顾秋水和应得田在北京街头相遇，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个沦落到穿件老头乐(现在叫做T恤衫)和一条中式缅裆大裤衩的人；就是当年那个文质彬彬的应得田。让他好一阵感叹世态炎凉、时过境迁。
应得田虽在西安事变中有过那样一份贡献，可是为了一日饭，又在汪伪政权下当过某省民政厅长。西安事变后对共产党主张释放蒋介石大有意见，手下人还杀了主张释放蒋介石的东北军军长王以哲，这样一个经历复杂、大反大正的人，哪个单位敢安排他的工作?
很长一段时间，顾秋水在经济上给他一些帮助，不过也只限于混口饭吃。
后来听说他找了几趟周恩来，才得到一个闲职。对于这个闲职；他看得很重，也很认真，准时上下班，每个星期天都留在办公室里学习《毛选》，总是对顾秋水说：“东北军搞了多少年也没搞成功的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却搞成功啦。”
那时离全民挥舞红宝书的日子还有几年，可见他是真的拥护共产党。顾秋水想起多年前应得田写给包天剑的那张回执，对包天剑那种人也能一笔一画写回执的人，是不会装假的。
顾秋水虽然没有应得田看得那么远大，但也有同感，“旧社会很多人没饭吃，包括我在内。谁也解决不了吃饭问题，可是共产党解决了，所以我拥护共产党，这叫吃谁向谁，没共产党我什么也不是。要是不解放，什么前途都没有，解放前夕我闹到靠赌博为生，反正也不贪大，总能控制住自己，小赢，够吃饭就行了。让我出苦力、做小买卖，又吃不了苦，不论干什么，一吃苦就撒手了。所以天生是个当奴才的料子，明知跟着包天剑是当奴才，还是跟下去。”
共产党却似乎不太在意他们的拥护，他们的拥护就有了点单相思的意思。
应得田本来说话就慎重，后来话更少，只是在六四年上演大歌舞《东方红》，“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首歌重又流行起来的时候，他的话才多了一点。一听见那首歌，应得田就会对人提起张学良的一些旧事。
“文化大革命”，顾秋水被驱出北京之前，到应得田家里告别，才知道他已病人膏盲，孤零零地睡在过道里的一张小铁床上，可还不知道是什么病，当然，那时根本谈不到去医院诊治。后来结婚的老婆早己和他划清界限，而顾秋水也得限时限晌离开北京，至于医院，也未必接受他这样一个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