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克俭的眼睛盯在副市长的位置了……”
“小人得志，忘恩负义。”
一些老领导见到他面如冰霜。他把这次强占房的人员名单在机关大会上公布了，这不是存心给有子女占房的老领导难堪吗？
康克俭突然在一天之内接到区一位人大副主任转来的四十三份提案，有关于独生子女就近入托的；有关于冬煤不能送煤入户的；有关于青年夫妇虐待老人的；有反映教师住房问题的……在每个提案上面，副主任都批道：请康区长亲自抓落实，在某月某日将解决落实情况报区人大常委会。最高权力机关动用了手中的权力责成区长短期之内解决一系列不可能短期内解决的问题。而拥有这最高权力的人还是第一次如此明确急迫地把这些向来束之高阁的提案批转下来，而且一件不漏。
区委书记晋波的话少了，长者般亲切的口吻也不见了，起初，康克俭向他汇报了强行把晋小波搬出的经过后，晋波非常支持康克俭的做法。老书记对儿子没有对区里干部的那种权威。随着儿子一天天长大，他对儿子的管束力越来越小。儿子常给他惹祸，从没给这位父亲增添什么光彩。这是他一生中，也可以说是在他整个思想政治工作的生涯中，最值得悲哀的一件事。他认为康克俭所采取的制裁措施，是身处当时境地，惟一可采取的有效措施。他表扬了康克俭。回家后，他大动肝火地把儿子连同老伴骂了一顿，惹得全家不高兴。儿子气急败坏地和老子吵了一架，老伴气得倒在床上，三分是病，七分罢工，躺了三天，晋波在家里，以零比二败北。
在机关，有人向他耳边吹风：群众都议论，这次抢占风是晋书记儿子带的头，康区长铁面无私，叫警察把晋小波从屋里轰出去了。事情本来如此，但晋波听到这议论，心里非常不快，这种议论的传播，会直接有损于他这个区委书记的威信。
他开始觉得康克俭的做法欠妥。问题不在于是否该对自己的儿子采取强制手段，而是在于该由谁来下令采用这种手段。康克俭当时若打个电话给他，他也同样会做出这种决定。那样，舆论就会大不相同了。偏偏康克俭没有打电话。是康克俭考虑问题不够周全，还是康克俭根本就不想顾及他晋波的威信？他可是事事处处竭力维护康克俭威信的，没有晋波的支持，像康克俭这样资历的年轻干部，不会很快在区政府立住脚。从这点想，他觉得康克俭有些对不起他。
就在这时，他接到了市委书记高伯年的电话，不久又接到市委转下来的书记批示。
“市委书记的意见，你考虑考虑吧。”晋波把高伯年的批示交给康克俭。
“就是王守义告到中央去，他的职我也撤定了！”康克俭看过市委书记的批示气愤地说。
“克俭同志，你要注意，市委书记批评的就是你这个问题。撤消一个人的职务，不是由你一个人说了算，干部管理归组织部门，处级干部归区委常委会。不要以为赌气，个人意见就可以代替组织的决定。”
康克俭感到愕然。他万万没想到晋波，这位值得尊敬和一直不遗余力支持着他的区委书记，对市委书记不负责任的批示，对王守义无视区政府决定、唆使挑动干部家属抢占房屋的行为，对已经执行了两个月之久的撤消王守义职务的决定，突然表示出这么一种出乎意料的态度。
“晋书记，您……”康克俭大为不解，想问个究竟。
“不要说了。我看你是头脑太热了。热了，在处理问题上就难免做得不够妥当。你刚刚被提拔到区领导岗位，经验不足，在所难免。一个干部应该有魄力，但不要为表现个人；想把工作干好是对的，但要防止功利主义。一个人要想干好工作，就必须摆好个人与组织的关系，处理好上级与下级的各种关系。高书记批示的意见，可能有过火的地方，但也有应该引起我们警惕的地方。回去认真检查检查。”
康克俭离开了办公室。一怒之下，他想直接找高伯年把事情讲清楚。一个市委书记不经过调查，单方面听取状词，随便批示意见，下面怎么工作？如果高伯年那里讲不通理，就到中央去告。很快，他又冷静下来，这样闹的结果会怎样？这种对抗，可能会使自己的有理变得无理。那些大讲民主集中制的人，可能他自己的“龙颜”就最不容人触犯。令他难过的是晋波的态度。他一直把他视为自己最强有力的支持者，偏偏忽视了晋波也是一个普通人，有着普通人都会有的心理。这种心理也同样是不能触伤的。
康克俭的这种认识并不是晋波的认识。晋波仍然是继续支持康克俭的。他知道康克俭并没错，错的是王守义。但他想借此提醒康克俭注意到自己头脑中不自觉滋长出的一种危险苗头。他不想撤消对王守义的处分，那样康克俭就立即陷于被动，甚至会造成区长说话不灵，指挥不动的局面。为了执行市委书记的指示，也为了爱护和教育康克俭，晋波采取了折衷的办法。让王守义做公开检查，然后恢复王守义办公室主任的职务。
他没有与康克俭商量，就这样办了。他想让康克俭了解自己在区里所处的位置———并不是康克俭已经可以随便决定一切。
会散了。会场上只剩下晋波和康克俭。两个人默默无语地对视着，互相猜度着对方的心理。
“有些想法吧？”晋波先开了口，恢复了他以往长者的口气。
“想得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