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太来劲儿了，义兰想。
“你打算怎么办？”春生问黄砚秋。
黄砚秋到底还是被开除了。
戴维签的决定。春生和工会主席出面干预，无济于事，反倒使戴维愈加怒不可遏。戴维已经忍耐很长时间了，没有副总经理的阻挠，黄砚秋早被开除了。没有制裁就没有管理，没有严格管理就没有凤华的发达和利润。
怎么办？是指工作，还是指生活？黄砚秋听不出他问的是什么。工作，无非是回到原来的饭店去。那是中国人出钱盖的由中国人管理的中国人的天下。虽然饭店的工作条件、设备条件比凤华差，还会遭受别人的冷嘲热讽，但总能容纳她。虽然在那儿下级对上级也绝对服从，遭到的麻烦并不比凤华少，甚至很多事会更难办，但她还是愿意在国营饭店干。那里总有自己说话的权利、争辩的权利、发泄不满的权利，而在凤华没有。当她衣冠楚楚、风姿动人地候立在豪华的前厅时，当她忍受着那个蓝眼睛的戴维无情的斥责时，甚至当她从那白种人手中接过一笔为数丰厚的奖金时，她总有一种寄人篱下，受人奴役的心理失重感。被开除，何尝又不是件好事？只是离开了史春生，她的生活将变得黯淡无光。生活，下一步的生活倒是她想得更多的事。丈夫不肯离婚。男人嫉妒起来比女人更厉害。他认定她是另有目标才和他离婚的，仅仅因为这种推测，便坚决不肯离婚。两个人的存款被他藏了起来，孩子送到了奶奶家。她想孩子，就得到婆婆家去看，而每看一次孩子就得忍受一次婆婆指鸡骂狗的恶语中伤。她爱孩子、想孩子，这种心理被丈夫看出，便提出了离婚的条件：孩子留下，东西什么也不许拿，一个人滚蛋。她可以不要东西，但孩子，她一定要。离婚条件谈不通，离婚成为悬案。她听说，夫妇因感情不和分居两年，调解无效，街道就可以判离，于是便搬回自己娘家住。没想到那男人又找上门来，赖到晚上不走，声明若不同床，他就要把她的丑事嚷得她家街坊四邻全知道。她的父母是一对怕事的中学教师，从没见过这种架势，只好压服女儿。她不肯，她没有丑事，不怕他闹。结果他便闹翻了天，气得父母连她一起轰出家门。她只好回到那个“家”。晚上回家，她做好饭，他进门便吃，吃完又去打麻将牌。她洗衣服，看书，困了就睡。刚一入睡，又被半夜回家的他砸醒，粗鲁的蹂躏和无数个下流的提问。她不回答，他就打就吵就骂，吵骂打到他自己都失去了兴趣和力气，才停止。她蒙上被流泪，泪干了，天也亮了，爬起来还要去上班。这种循环往复的生活，她过够了。
“我也不知道。”她只能这么答。
“别没信心。”他说。
“你指的什么？”
“都指。工作、生活。”
“你呢？怎么打算的？”
“我得在凤华坚持下去。一直到把凤华的管理权全部抓到手。十年的合同期不算长。既然国家付出了高昂的学费，再难以忍受，我也不想半途而废。”
“十年以后，我若想回来，那时你要不要我？”
“当然要。”史春生抓住黄砚秋的手臂，“回去后，可能会听到些风言风语，不要理睬它。一心把凤华管理上的好经验拿过去，试一试。争取闯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饭店管理路子，到时候，我请你回凤华当副经理。”
黄砚秋苦笑一声：“我不过说说而已，和你在一起工作是不可能了。我给你惹了不少麻烦，心里总觉着对不起你，过去心里有什么苦闷，愿意和你说话，以后分开了，也就没了谈心的机会。”
“你遇到什么事儿，就给我打电话。”史春生心里感到苦涩。每当他和黄砚秋在一起，总是情不自禁地想到自己的老婆王敏和那个占有黄砚秋的丈夫。该诅咒的婚姻，一条横在他和她之间的深沟。
“不，我不想让别人猜测、说闲话。”黄砚秋摇摇头，“我要挺着腰板儿活着，你更需要这样，对吗？”
史春生默默地走着。是的，为了他现在的成功，他不能让流言伴随着自己，而他们的周围总是有一些过分“关心”别人私事的人，把别人的痛苦当作自己兴奋的谈资。他爱身边这个女人，他同样爱自己的事业，与他的“野心”相比，他又把一切看得很轻，在他卧薪尝胆之际，自己不能落个“第三者”的名声。在中国，“第三者”是个千钧重负，再硬的汉子也要被压弯的。理解、信任、成功……随之而去，议论、指责、恶名……阴云般密布在命运的头顶。
为了成功，他必须克制自己。
他一直把黄砚秋送到家门口。望着她缓缓走上台阶，消失在那扇黑门里。
他久久地站在那里，痴呆呆地凝视着那扇窗口，直到那双脚站得发木，脸颊冻得发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