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斗争，与敌人作政治或军事的斗争，与自然界作生产建设或抗暴的斗争，最痛心的一个现象莫过于力量内耗，在自己内部的矛盾中把力量消耗殆尽，这种现象在第二次东京保卫战中充分暴露无余，以致在攻守战尚未正式开始以前，两军的优劣势就已十分明显.
东京城的前途黯淡.
(七)
渊圣皇帝并没有从金军第一次围城之中吸取教训，也没有看到目前军事上的危机.
在他亲自上城视察以前.他的心中反而比较踏实，认为目前的处境比他刚即位几天就匆匆应付金军的进攻时要好得多.他的根据是:当时他主张不定，一会儿要守，一会儿要和，每经过一次变换，他的内心就要发生一次剧烈的斗争.这次不同了，他的方针自始不变，他的政策一贯到底.并无左右摇摆之虞.现在他的方针政策是战中有和，和中有战，两不妨碍.他用了双管齐下的宰相何真忠实地执行这一项政策，他自己在富内蜓可以高枕无忧了.
由于和的需要，他派出康王和冯澥分别出使到斡离不和粘罕军前乞和，答应并准备答应他们提出来的任何条件，只要保牢他的皇位.他一次又一次地应金人之请派出"割地使"，要三镇及两河各地抗金的军民乖乖地放下武器，臣服金朝.他同意下令不准各地勤王军开到京师来.甚至在围城期间，战争十分剧烈之际，他也同意何栗的建议，制止张叔夜的出击计划.那个计划至少能挫动金军的锐气，使它不敢小觑城内守军的力量，总之比现在这样勉强应战、坐待灭亡为好.事实上，在张叔夜准备出击前，吴革也两次建议，出兵城外下寨，使虏人不敢近城，且通东南道路；又乞选日诸门併出兵分布期会为正兵、为牢制、为冲突、为尾袭、为应援，可以战而胜.太学生丁特起在张叔夜准备出击的前后都曾上书乞用兵，论对金人有三可灭之理，角兵有五不可缓之说.这些建议，都被渊圣皇帝置之高阁.
由于战的需要，他亲自召对吴革，派他去陕西勾兵，并明令他与诸帅臣商议城守之事，有权参加东京的防务.张叔夜援兵开至城下时，他派吴革出城接应，并亲自在南薰门上接见张叔夜，传谕嘉奖，擢升他为延康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得以顾问全部军事.他一再驾幸各道城门，抚慰军民，并出宫中所制的衣袄项围，务令军士温暖.他同意召募郭京的六甲兵，并与何栗、孙傅一样，把最后的希望寄托于这支军队.
战中有和，和中有战，或者称为寓战于和，寓和于战，比完全的和还要坏，完全的和是一种急性的自杀，万一死不掉，人们必须走相反的路来挽救生命.半战半和是一种慢性的自杀，最后必至于死亡.连改弦更张的机会都没有.这是历史的惨痛教训之一.
渊圣皇帝要经过三次巡城.亲自碰到不少显而易见的困难，这才了解到情况的严重性，但是，直到东京城沦陷时，还没有放弃半战半和的方针政策.甚至到了被金人控制、监视以至完全成为俘虏的时候，他的求和的幻想一直没有改变.
不但渊圣一人，北宋灭亡以后，从南宋小朝廷创建开始，遇到金、元侵犯，除了万不得已抵抗一下外，基本上都坚持议和的政策，直到亡国为止.明知道这是无底的深渊，他们却一个接着一个地跳下去，至死不悔，这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而不能简单从统治者个人的软弱性上去找寻原因了.
渊圣第一次巡城是在金军已经渡河，尚来抵达京郊的十月下旬.那时守河的折彦质、燕瑛、李回等均已陆续逃回，风声已经很紧，渊圣临时决定，带了文武大臣去视阅各城门上的炮位.
渊圣跑了三个城头，发现炮零零落落，三处加起来，一总不过三五十位，其中还包括一部份已经损坏不堪使用的在内.
渊圣显然不高兴地问新任兵部尚书吕好问道:
"东京各城头共有若干炮位?朕即位前有多少?围城后有多少?如今尚能使用的和不能使用的各占多少?吕卿可细细报来."
这个兵部尚书虽然姓着两张口，名为好问，又带一张口，对官场上的消息到处打听，固然十分灵通，对自己的业务却懒得去问.更加想不到一向渊默的官家今天忽然一反常态，一口气问出这么许多问题，竟不知道如何回答，只好磕一个响头，回奏:
"臣调本兵，莅事以来尚不过五日，炮位之事，首尾不详，要问原任尚书才知端的."
偏偏原任尚书不在跟前，一时又找不到.渊圣皱皱眉头，问少宰唐恪可曾知道.
主和的宰相唐恪当然也不会了解炮位的数目，只好回奏:"炮位之数，待臣去问了有关经手人员，来日必有以复命."
打仗内行，做官外行的吴革不明白这样一件简单的事，为什么要等到明天才能复命.当时他越次对道:
"此事有何难办!官家派三五人去各城头一看便知，不消两个时辰，即可见分晓.何必待至明日方能复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