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找一个星期天出去走走。不过好像时令不对，去香山应该在十月底，去樱桃沟应该在春天，颐和园人又太多。可以去潭柘寺，“文化大革命”以前，郑子云带圆圆去那里打过猎。猎枪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的人抄走了，新近又被人送了回来。已经锈迹斑斑，像他一样，老了，生锈了。有个法国电影叫《老枪》，挺不错的片子。《老枪》，这名字听起来有一种老辣、悲怆而壮烈的韵昧。是啊，老也并不意味着报废，只要是条真正的“老枪”。
郑子云那不为所动的漠然神情让宋克看了生气。热极了，纺绸小褂的腋窝全被汗水打湿，宋克解开胸前的纽扣，滚圆的、绷在圆领衫里的肚子，示威一样突现出来。他不满意这个会。其实，这个会和往常并没有什么两样，遇到扯皮的事情，总是这么含混和暖昧地沉默着。他不便再说什么，因为他算是当事人，说多了不好，难免不让人感到他带着个人情绪。
他嫉妒陈咏明。正是因为陈咏明，他才从副部长候选人的名单上刷了下来。唉，他是从哪儿蹦出来的? 都怪郑子云。要是他不推荐陈咏明呢? 推荐倒也罢了，偏偏又把他推荐到曙光汽车厂，这不是要他的好看吗? 他渴望着陈咏明和郑子云的失败，哪怕他们吃饭的时候硌了牙呢! 他处处和他们作对，哪怕在和他的切身利益毫无干系的事情上。他挨个打量着与会者的面孔，估量着谁会发言，谁会说什么样的话。可是，有什么用呢? 所以郑子云才会显出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宋克把长长一截香烟捻在烟灰缸里，那截香烟仍在冒烟儿，他顺手把茶水“忽”的一下倒进烟灰缸，飘着烟丝、火柴梗、烟灰的黑水立刻溢了出来，沾污了浅蓝色的桌布。
孔祥又说：“听说和贺家彬合写文章的那个女记者离过两次婚呢。”说罢，从眼镜片后头，迅速地向郑子云射来两道警告意味的光。他说到“离婚”那两个字时的口气，就跟说到妓院、说到花柳病一样。
会议室里像加了兴奋剂，就连空气的流速，也似乎加大了许多，所有的脑袋全向孔祥扭过去。
郑子云暗暗苦笑：要是叶知秋能够结两次婚，也算没有白白地当过一次女人。既然婚姻法上，明明白白地写着感情破裂可以离婚，为什么离婚在孔祥的眼里，却成为一条应该受到指控的罪过呢? 他自己可以胡来，别人却不可以离婚。
真岂有此理，什么样的乌七八糟，什么样的糊涂! 汪方亮从软椅的靠背上直起身子，提高嗓门说：“我们这是在开党组会。”他还想说，这里又不是茶楼酒肆，说话严肃一些。可是他忍了下去，孔祥是主管政工工作的副部长，他手下那些人一向和他不对付。汪方亮并不怕他们，只是让他们时不时地找点岔子，他还得分散精力去对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眼前就有这样的实例：汪方亮准备帮一位老战友把女儿从工厂调到部里工作，孔祥不但卡了他一个多月不给办手续，还告到部纪律检查组。为这点事，纪律检查组郑重其事地找汪方亮谈过一次话。扯他妈的淡! 什么东西! 装模作样，好像他们一个个都是佛门里六根清净的弟子。他当场就骂了孔祥一顿。当着他手下的那帮子人，列举了孔祥某年某月走过什么后门；小姨子安排在哪儿；二舅子安排在哪儿；某年某月孔祥和某某女士在某某饭店……从那以后，两人很久都不过话。
汪方亮说：“我向作者了解过，在这篇文章发表以前，陈咏明根本没有看过，怎么能说他品质有问题呢? ”我告诉他，部里反应很强烈，问他：‘你有什么看法? ’“他说：‘我认为在中国只能写死人，不能写活人。’”我很同意他的高见。中国真是人口太多，人浮于事。一部影片可不可以上演，有时也要拿到政治局去通过；一篇文章闹得重工业部人仰马翻，还要我们这些党组成员在这里讨论。我们就那么不值钱? 女人可以不可以烫头发，据说某个市委讨论了三次……
难怪我们大事抓不好，力气全消耗在拔鸭子毛这样的事情上了。“
田守诚赶紧把撒出去的网往回收：“看来是作品本身不够实事求是，不是陈咏明同志的责任。”
孔祥和宋克的脸色立时显得更加阴沉了。
当第一把手真不容易啊。
郑子云说话了：“什么责任? 这篇作品到底有什么应该追究的责任? 还是不要忙着下结论。我们可以一项项地、把那些所谓不符合事实的地方做一次核实。我会派人去，然后我们再做结论。
至于有人散布说，文章发表投有经过部党组的同意，这个情况，有必要澄清一下。“郑子云两道凌厉的目光，直向田守诚射去。没有两下子的人在这种目光的注视下，会感到张皇失措。然而田守诚却超脱地微笑着，仿佛郑子云说到的事，与他毫不相干。田守诚的涵养可谓功夫到家，即使听了使他顶难堪的话，也还是显得那么谦和。人家不是说吗，会逮耗子的猫不叫。不论和谁有了矛盾，就冲这谦和，道理一准在他这边。有些人就是这么去评判是非的。”据我所知，那天部党组会除我之外，还有别的一些同志也没有参加。
这是一。第二，在讨论该不该发这篇文章的时候，党组内有好几位同志还没有机会看到这篇作品，他们是在文章发表之后才看到的。mpanel(1);
第三，当时表示不同意发表的只是个别的同志，其他同志没有表示可否，更没有形成什么决议。“他停了停，吹了吹香烟头上的白灰，好像不打算再说什么了，沉默了一会儿，又轻笑起来，说：”我们好像成了文学评论家了，要是我干的不是现在这个买卖，我真准备写小说去。现在我打算为这篇文章写篇评论，表示支持。田守诚同志刚才说到社会效果问题，我很同意这个提法。要注意社会效果，但是有一点应该明确，社会效果好坏的标准，由谁说了算? 是领导说了算，还是广大读者说了算? 是只看近期效果，还是也要看远期效果? “我看这篇文章的社会效果就不错。我认识他们厂子里的几个青年工人，有位同志到家里去闲聊，还随身带着登着这篇文章的杂志。我看了看那本杂志的标价：一元二角钱。我问他：‘你干吗花工资的百分之三点五买这本书? ’他是二级工。
“他说：‘过瘾。’”我问他：‘怎么过瘾? ’“他反问我：‘您看过吗? ’”我逗他：‘没看过。’“他说：‘您怎么不看? 这第一篇写的就是我们厂长。您看看就知道怎么过瘾了。’”我说：‘文学作品都是夸大的。’“他说：‘不，这里件件写的都是真事。’”我跟他开玩笑：‘厂长是你亲戚吧? ’“他正色地说：‘瞧您说的，不信您去厂里问问。’”你们知道我当时的感觉是什么? 我羡慕陈咏明，要是我的部下对我也有这么深的感情，我就太知足了。
“当然，也不是没人有意见。因为他撤消了大庆办、政治部和车间的专职书记……
“我们绝不能挫伤这样的干部。挫伤了他，就等于挫伤了几千名工人群众。这样的干部不多，我们应该保护他。这个人也有毛病，过于严格、不通人情、方法生硬、使人下不来台、民主作风差，别人有不同意见，他不能耐心地说服。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对一个人不能求全责备，对这篇作品也应如此。虽然结构上、语言上、技巧上还有些缺点，没有很准确地表现陈咏明这个人，但作者有勇气去表现社会主义新人，这一点就应该肯定。”
田守诚决计不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下去。这就跟下围棋一样，眼瞅这块活不了，就别再往里头填子儿。于是，匆匆宣布散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