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开会还要带孩子啊？”司令员说了第一句话。
“报告首长！”那个女同志抱着孩子站起来，“孩子的爸爸被抓去坐牢了，成了反革命，托儿所的阿姨对他另眼相看，我只好抱回来。”
“他的爸爸是谁？”司令员问旁边的副部长。
“范子愚。她是范子愚的爱人，叫邹燕，话剧演员。”副部长回答说。
“托儿所的阿姨会这样做吗？”司令员问。
“我没有说假话。”邹燕仍站在那里说。
“你，”司令员指着副部长说，“带着邹燕同志把孩子送回托儿所，告诉那里的阿姨，司令员讲的，这个孩子的爸爸不是反革命。今后，就是对反革命的孩子，也要一视同仁，孩子不负父亲的政治责任心，”他一字一板地说，每个字都经过了考究，就像在指挥作战中，口头发布命令，报务员直接译成电文发拍出去时一样。
邹燕说的未必是真话，她是带着气说话的，也许是故意这么做出来给司令员看的。这一点，文工团有一些人心里明白，那位副部长也有所感觉。司令员也同样觉得蹊跷，他权且把这件事当成真的，认真对待，妥善处理。倒使邹燕感到十分意外，副部长领她到托儿所去，她迟疑慢走，有点慌张。司令员看着她离开会场的表情和动作，心里暗笑了一下。
一部有车篷的卡车开到小礼堂旁边停住，首先跳下来的是背枪的战士，后面便是那八个被捕的文工团造反者。高炮连连长走出驾驶室，简单说了几句，便由每一个战士押一名罪犯，从侧门走进小礼堂。会场第一排座位是预先为他们准备好的，一个挨一个地坐下。连长向司令员行了礼，报告说：
“请首长指示，我们还有什么任务？”
“没有了。你们回去吧！”
战士们在连长带领下离开了会场。
司令员又更加过细地将这八名被捕者巡视了一阵。当看到范子愚时，他盯住半分钟不动，好像企图穿透头发头皮和颅骨，看清里面的脑髓到底是由什么做成的。当看到赵大明时，他的眼光一下子软了下来，像锋利的长剑猛然淬了火，眨了一下眼睛，从他身上闪过去。
“范子愚同志，受苦了吧？”司令员带着捉弄的微笑说。
“没什么，”他说，“跟出差一样。”
“怎么那样宽待你们？”
“谁知道！被子是招待所的，一间房住四个人，还可以聊天，就是不让出去，伙食比文工团还好。”
“这个高炮连连长肯定是你们的同伙。”
这些回答使得全场的人莫名其妙，啼笑皆非，到底是玩的什么把戏呢？大家产生了很大的兴趣，紧张情绪在迅速地消散，有的人开始交头接耳，有的在窃窃发笑。
“不要笑，”司令员严肃地说，“这是政治斗争，是严肃的事情。你们想跟我斗，我告诉你们，我是老奸巨猾的，身经百战，有丰富的经验，你们这些小孩子，不知天高地厚，怎么样？演习了一回吧！失败了，当俘虏，乖乖地住临时招待所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