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 做成未来海平面上升的一个统计分布曲线， 其形态从低概率的微弱的负值
（表示海平面下降） 到同样低概率的海平面上升1米甚至更多（见图61）。概率分
布的中点是到下一世纪末海平面上升半米左右。泰特斯告诫说不要刻板地去看这些
数字，但我相信图6．1结果的总体分布合理地描述了这个课题，应该认真地对待。
由于EPA分析家的工作只做到这里， 因此这并不是一个完整的评估。为了用综
合评估得出它的逻辑结论，我们需要知道各种控制战略的经济成本，用于将减少海
平面上升的成本与海平面上升的经济或环境损失进行比较。这意味着要对气候变化、
海岸湿地、渔业、环境难民等等赋予价值——当然是以货币计算的价值。卡内基·
梅隆大学的哈迪·道勒特巴迪（Hadi Dowlatabadi）领导了一组综合评估专家，像
泰特斯一样把一系列气候变化的方案结合起来， 但不像EPA的研究，而是在结合中
加了一系列用于减少的成本评估。他们的综合评估是以用于C（）s排放控制的投资，
或者大于被控制的气候变化的损失，或者小于损失的概率统计形式表示的。由于他
的结果没有包括对可想到的一切代价的估计（例如因海岸洪水泛滥导致人们离家的
政治后果），卡内基·梅隆研究组的结果仅仅展示了综合评估技术的能力。他们的
量化结果只有在确定了物理、生物、社会结果的范围及它们的成本和收益后才具有
意义。
荷兰政府也做了类似的研究来为决策者提供综合评估。 简·罗特曼
（JanRotmans）领头的一项任务，是要指出这种复杂的物理、生物、社会因素的模
型不可能对现行政策的两难困境产生可信的“解答”，但可以对决策者提供“预见”，
以使决策置于坚实的事实基础之上。即使量化特殊活动的成本和收益是有争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