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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事是怪事——害怕五七年诱敌深入不敢造反——马季相声《牵牛记》牵上我爸爸— —这外号又转到我身上——堂堂一个“造反”司令——别别扭扭背它背了十年

要说那十年,我这个人真没吃多少苦,也没挨过揍,可也不比吃苦挨揍抄家批斗好受。 我这事怪,是怪事。忙,咱长话短说,十年,要信着说,别看咱没嘛大事,要把心里疙疙瘩 瘩都铺展开,也得一天两天。我就单说这怪,行吧。

我的事为了一个外号。

这么说您不会明白,还得打头说。

我说,我这个人参加革命比较早。这“革命”不是老同志打游击抗日那意思。我们那会 儿把参加工作就叫参加革命。现在不这么叫了。我是一直叫惯了。

我参过军,当过文化教员,当过干部,还在技术学校学习过,成绩不错,后来搞基本建 设,我还坚持自学。技术、管理、行政,咱都行。人缘也不错。我姓牛,上上下下都管我叫 小牛。我说那外号可不是这小牛。“文化大革命”前历次运动,“反右”、“四清”什么的 都参加了,表现一直叫好。但我出身不好,我父亲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官,给我就撤劲撤大 了。可是我呀,确确实适是吃共产党饭长大的,确确实适是共产党培养的,可我也知道组织 上对我一直不信任、放心……不是我哭,也不是我委屈。为嘛哭我也说不好。

“文革”开始的前一年我去“四清”了,直到市委书记自杀,我们工作队就撤回了, “文革”已经来了,局里边已经面目全非。我们这个处跟别的处不一样,这个设备处相当一 个公司,是局里的第二大处,直接管着下边好多厂子。“文革”前因为下边厂子太多,管不 过来,就筹建一个总厂,厂里边的党关系还没打公司转下去,搞起“四清”就不能动了, “文革”一来完全瘫痪,许多杂乱无章的行政事就摊在我们处。等我回来时,处里边群龙无 首,处长叫下边厂子揪去批斗,连一个管事的干部也被拖拉机厂揪走了。处里头没人,属我 岁数大点,文化水平高点,局长就叫我暂时管管处里的事。反正那阵子没入有心顾什么业务 了,有的怕丢乌纱帽,有的想当头,要不也轮不上叫我抓业务。我作为一般干部接下这个大 破摊子,整天抓东抓西,拆东墙补西墙呗。这会儿,各个单位都闹着成立“造反队”,好像 没有组织人就没保障。我们局里各个处也都闹起来。唯独我们设备处没动,因为处长不在, 主要干部又揪去了。可目标就集中我身上,闹着叫我出头。我一来胆小,怕事;二来,我说 了,出身不给劲,先渗着,能不干就别干。一动不如一静。

根据《十六条》,巴黎公社式选举“革命委员会”,非常荣幸,荣幸嘛呢,我们局成立 “革命委员会”要选四个成员,一个正主任,三个副主任;原来的党委办公室主任当上了正 主任,我被选上了副主任,要不是巴黎公社式我当不上,咱这出身哪行?这就非常荣幸了。 革委会成立,搞牛鬼蛇神,揪呀烧呀斗呀都是他们三个同志操持。这三个同志出身好,算红 卫兵。可他们工作素质不行,就光搞运动。我领着十几个干部干业务。说适话,我心里觉得 这一次来势凶猛,早在工厂搞“四清”时就觉出来,可并不了解毛主席说的大权旁落,是要 把刘少奇这些人搞掉,还没认识到这么高。只觉得五七年大鸣大放,不过是诱敌深入。六二 年听到陈毅的报告,更明白这里边有深浅,接受历史教训嘛。再说出身不好,折腾不好就折 腾自己了,我这叫明哲保身。我就闷头干实事,可光搞业务不搞运动也不成,人家说你不忠 于毛主席,咱就接待红卫兵小将。这也是苦差使。外地串连来的红卫兵一拨一拨,有的客 气,有的穷横,不管他们嘛样,得管吃喝住,弄毯子弄席子弄稻草帘子,叫他们住;给他们 买绒衣棉帽;他们白吃自拿,就往帐上记,反正上边有精神,支援小将们。管这种事儿,苦 大累,那些小祖宗那么好侍候呀。我们设备处三番五次挪,绘他们腾住处,没窝儿了,最后 只好搬到局长办公室外间的会议室里办公。这时别的处都成立“造反队”,唯独我们没成 立,这样就像我们不革命,对“文化大革命”有情绪有看法有意见,无形中就有压力了。我 想个办法,天天下午坚持两个钟头学习,念文件,念社论,两报一刊社论,学语录,唱语录 歌,唱国际歌,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可风言风语就来了,说我们设备处是“逍遥处”。 那时不是有句口号叫:“不革命就是反革命”吗?一个老局长对我说:“你们怎么这么保守 呢?人家都成立队了,你们这样不怕人说?”还有一个老技术干部,人不错,也悄悄劝我: “你们也别叫人家有看法,总得有所表示。”我琢磨一下,就找来一份传单,是别的“造反 队”成立的宣言,基本上词句不动,改改后边的署名,起个组织的名字,叫“东方红造反 队”。刻钢板印传单,还是老局长帮着我们翻片儿印的,贴出去,就算成立了。我们这个组 织是这局里最后成立的,这个局里也是山河一片红了。其实,成立了也麻烦。因为整个局, 包括下边的各个公司各个厂已经形成两大派。而我们处在局里人数最多,下边又管着十几个 厂,有些厂没厂长,我们直接管,被认为有实力,各厂的人加起来几千号,所以两派都争取 我们。

我当时的想法是,成立“造反队”,只是应付一下,千万注意别像五七年“反右”最后 把自己拗进去。运动总是一时的,应付过了这关,把处里的同志们安全带过去就得了不管怎 么说,不抢先,不冒前,别武斗,别闹事,别渗乎进社会上的两派就行。

一加入“造反队”,明白的事更多。过去是在“造反队”外边看“造反队”,现在是在 “造反队”里边看“造反队”。真心说,关心国家大事,都是胡扯,不能不这么喊罢了。有 的有捞头,挣命;有的像我,也是明哲保身,稳住劲儿。这么大的运动,谁知自己一个闪失 栽在哪里。这决不像“反右”那样掏心掏肝,谁都不拿真心的,谁都有自己的一盘算盘殊 儿,谁都留有余地。搞运动搞得人精了,比老家贼还贼。我的原则是不参加辩论,别卷进 去,稳居中游,只做边边沿沿没风险的事。比如管管牛鬼蛇神,组织他们学习,贴贴大标语 大字报。“君子动口不动手”,不动武。幸好我们局里没发生什么武斗。要说我们局的两 派,都因为人际关系的背景。所谓观点,不过是借口。这两派以两位局领导为分界线,谁是 谁的人,互相都清楚。原先不清楚,一闹也清楚了。一派是局里的老人,原先的干部班子, 再一派都是后来调进来的新人,大都是政工干部,跟随一位后来调来的领导。这些干部都有 斗争经验,习惯暗斗,不善明斗,别看运动激烈时也吵吵架,可天天中午还一块吃饭,打打 岔。就这形势,还不错,没有你死我活,后来大联合也不费劲,二十六块牌子往门口一挂就 算联起来了。我主要抓住一点,就是抓业务,那时叫“促生产”,最保险,运动后期秋后算 帐,也算不到干活的人头上。直到后来搞万名干部下放,我们一直也没停顿工作,我想这样 就保平安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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