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叫什么名字？”
“张沪。”
“行了！你可以走了！”他说。
归途上我的心失去了平衡。凭着我的直觉，这个一个眼大一个眼小的曹队长，对我并不 带有审查之意。我甚至觉得他的许多潜台词，都是没有办法破译的密码。有一点似乎可以断 定：他是个十分宽厚而富有同情心的劳改队长。我特别注意到一点，是其他劳改干部从干部 食堂吃饭回来，快要走到办公室的时候，他才中断了和我谈话的。
谜。
从这天起，这个谜就不断困扰着我。也许是创作这个职业病的缘故，我本能地留意起曹 茂林队长来了。他在队列前讲话，声音不高，但面孔严厉，特别是剖析起那些刑事罪犯对社 会的危害时，他的声音是颤抖的。他很少严厉地训斥“思想犯”，顶多说上几句“思想反 动”这个流行字眼，显得空泛而无内容。只有一次他对一个右派发了脾气，那是他看见一个 原大学助教，在厕所后面的垃圾山上捡烟屁股。他咆哮如雷地吼叫着：“你还算知识分子 哩？简直是自甘堕落！几年下去，我推断你会变成地痞流氓！无耻＃＃＃＃”是牵动了真 情，还是他迎风站在院内的缘故，此时他那只患有迎风落泪症的大眼睛，滚动下一滴一滴的 泪珠（1986年我写中篇小说《风泪眼），是从他那只滴泪的眼睛上得到某种悟性的启 迪）……
曹茂林的形象顿时在我眼睛里高了许多。他这几句话讲得十分深刻，使我铭刻在心。劳 改队里集结了三教九流，说它是个大染缸并不过分，他及时提示知识分子们要警觉，不可随 波逐流。几天之后，我们在搬送石头的料石场休息，他走过来把我叫到一旁，我以为他要布 置什么学习任务，他却告诉了我一个消息：“我打听了一下，你爱人已经不在土城收容所 了，估计是女的都去了清河农场。”老实说，前两天的谈话，我只当他是随便问问，事后也 就淡忘了；他却当成了一件事情，特意来告诉我。他是专政干部，我是被专政的对象，能够 如此真诚相待，使我十分感动。掐指算算，在我20年的改造生涯中，我历经了几十位劳改 干部的管教，但真正以诚待人，并对我和妻子流露出同情的不过三四个人，曹茂林算是其中 的一个，而且是第一个。记得当时，他还告诉我可以让我老母亲来这儿看看，从西直门乘火 车到康庄下车！矿山每天有车往返于营门——延庆——康庄之间，和司机师傅说两句好话， 一直能把老母亲拉到矿山来。“儿女都是父母身上的肉，看你活得挺健康，老人夜里睡觉也 就踏实了！”这几句富有人情味的闲话，说得我泪眼模糊。
够了。
他对我的情谊是够了。五七年反右之后，开始了一个人人自危的年代。为了保卫自己的 生存，人们说点违心话，必要时把人生当成舞台演演戏，都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对劳改干 部而言，他们在监督改造罪犯，而上层也在审视监督着他们。他们最容易因犯“划不清界 限”的罪过而失足落水。不是吗？！（因而在若干年后的今天，当我阅读苏联流亡作家索尔 仁尼琴作品的时候，我觉得他以主观上强烈的爱憎，取代了劳改队的客观现实。他只写了残 酷压榨的一面，这是真实的；但生活中存在着的另一种真实，却被他的憎恶吞噬了。有恶无 善或有善无恶，都构不成一个社会的总体。而一个有良知的作家，总要审慎地认识这个总体 中的个体，特别是在《古拉格群岛》那样的宏篇大著之中，索氏把一部分个体生活内容抽掉 了，把憎恨宣泄到了极至的地步，这不能不被视为政治扼杀了他的某种文学真诚。这是题外 话）。
井下需要壮劳力，我被从井上调到了井下，并被曹茂林任命为大组组长。这个差事本是 可以东溜西看不参加体力劳动的。我没有自寻解脱，因为劳动可以麻木人的中枢神经，人在 紧张的劳动中可以忘却烦恼。矿井里一片幽暗，几盏照明灯悬在立柱上，可以使人麻木到动 物的程度。营门铁矿出产的又是红褐色的矿石，每天被开掘矿石的风钻震得两臂发麻，以致 在夜里都感到大炕在身下颤动，就若同地震一般。进井脸是白的，出井后个个成了红脸关 公，红矿石的褐色粉尘染红脖子和脸，涂红了你的眉毛，并被你呼吸到肺部。劳改队发的纱 布口罩，只是一种装饰品，繁重的采矿石劳动使人汗流浃背，井下没有一个成员是戴口罩干 活的。
铁矿石开掘不比煤矿开掘。它的岩层结构坚硬如铁，风钻钻头顶在石头上打眼，溅出一 串串闪亮的火星。而大部分人手中没有风钻，要从事原始的开掘方式：一把大锤，一根铁 钎，一个人手扶铁钎，另一个抡锤击铁钎。钻出孔眼来装上雷管炸药，然后引爆放炮。我有 相当长的一段日子，是和歌唱家徐恭瑾配套干活。他抡锤时我扶铁钎，我抡锤时他扶铁钎。 在空旷阴暗的矿井下，两个老右派到一起，自然是倾吐苦水的最好时机。他在社会上留下妻 子和小女儿，既担心妻子跟他离婚，又怕小女儿有了继父，因而话题不是他的歌唱业务，就 是感叹人的命运蹉跎，间或在劳动休息时，看看队长不在身边便唱起催人泪下的苏联古老的 民歌：
草原望无边
路途遥又远
路上一车夫
饥寒快死去
告诉我老婆
再不能相见
结婚的戒指
请你送给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