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同号”比猴儿还精，他们很快发现了我的举动。隐瞒是毫无意义的，我告诉他们 对面屋关押的是我爱人。为了满足我的精神需求，他们由两三个人用胳膊搭成脚垫，叫我像 运动员那样，登着他们的胳膊，登高眺望；我着实欠缺他们的勇敢，怕被警察看见挨训。其 中，一个脸膛黑黑名叫张啸虎的东北人，讥笑我说：“像你这种人，只配在度荒的年头饿 死。看一眼咋的了？他们是能给你加两年刑，还是能抠掉你的眼珠？”在他鼓励之下，我斗 胆地登高朝北屋望了一眼。由于居高临下，我看清楚了：那空荡档的“号子”里，只有她孤 零零的一个人。她围着棉被端坐在墙角，像在吉普车上的神情一样，紧紧地闭合着双眼…… 19日早晨，她是带病去报社开会的，看样子，现在她的病还没有好。
看不到想看，真正看到了，又加重了我心中的愁楚。两扇门，两把锁，尽管我和她不过 几米距离，却若同远在海角天涯。我自幼不信神鬼之类巫说，却总是想起那天晚上去看的夜 戏《窦娥冤》。我俩都远去了，家里一老一小又该如何度日呢？前两天的一个下午，警察把 我和她的行李，各自掷进我们的号房，老母亲和孩子想必已经知道了我们的厄运，此时这一 老一小又在想些什么？此时的我如乱箭穿心，常在夜间如犯呓症一样，突然从床板上坐起身 来。我想大哭一场，想歇斯底里地大喊几声，可是那些“同号”，睡得那么平静而香甜，我 只好强压下心中的焦躁。
其实，我母亲在这几天里经受的精神折磨，比我还大（这是后来才知道的）。1960年 12月20日——我们迸了分局的第二天下午，张沪的父母闻讯来我家看望一老一小。张沪父 亲——这位延安赖的老布尔什维克，头上虽然也顶着一顶右派帽子，但他还是义愤地向我母 亲表述了他的心声：“沪儿和维熙很可能又评议什么国事了，难道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 真像报上吹得那么好吗？怎么敢讲实话的人，就要给关起来呢！”他又安慰我母亲说，“这 不是他们一两个人倒霉的事儿，是我们国家的灾难。你们一老一小要活下去，还要活得结结 实实，经济上有困难，我们接济你们！”
两个老人还没走，家里就闯进三个人来。这是报社保卫科的两名干部，会同一名街道干 部，来家里进行搜查。他们翻箱倒柜，把桌子抽屉以及书箱中，每张带字的纸本和纸片都装 走了。不知是因为临时突击搜查之故，还是由于他们的马虎，竟然没有带来麻袋一类的东 西，临行前还向我母亲借了一个大大的包裹皮，把这些东西包走，装上了汽车（我械的长篇 小说草稿《第一片黑土》，就是在这天被装走的）。
三个老人在另一间屋子坐着，静待他们的搜查，我的小儿子不了解发生了什么事，还跑 去帮助他们拾捡遗落在地上的纸片，并伸出小小巴掌：
“叔叔！给！”
“这是我妈妈给我画的带小辫的无轨电车！”
“好看吗？”
没有回答。
没人理睬。
我母亲询问他们我俩的确切去处，得到的回答是三个字：
“不知道！”
我岳父也询问他们说：“他俩究竟又犯了什么错误？”
“没错误就不会处理他们！”这算是回答。
至今，我母亲仍然记得那天的悲凉场景：那间屋子被翻得乱七八糟，书籍和碎纸片摊了 一地。三个老人愁锁眉梢，一直呆坐到深夜。
第二大，一个好心肠的街道老太太，悄悄地告诉我母亲，说我俩关押在东城分局。出于 同情，她自愿为我母亲带路，为了防止别人说三道四，她和我母亲约定走在路上时，要拉开 距离，装成两旁路人的陌生样子，以遮人耳目。我母亲把小儿子安顿给街坊邻居，找出来推 小孙子的小推车，上边装上脸盆及衣物等杂什，蹒跚着两只白薯脚（她幼小缠足），跟着那 位老太太给我俩送来衣物。分局的门警比较通情达理，除了收下给我俩送来的东西之外，还 告诉我母亲，这儿不允许“接见”，将来把我们送到劳改农场或劳改矿山时，她才可以去探 望。至于我俩究竟被送到哪个劳改点，他无可奉告。
是的，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要去何方。据同号“二进宫”的扒窃犯说，我们先要进土城 （又称北苑）收容所，那儿是劳教分子的集中点；然后，从那儿发配到各个劳改队，最远的 地方是中苏边境的兴凯湖。
我真是不寒而栗。1955年，我作为一个青年作家，曾去北大荒和大、小兴安岭深入过 生活，那儿距离北京千山万里，云水迢迢。如果命运真把我抛向了那儿，老母和幼子就难得 相见了。我喜欢北国，尤其喜欢北国的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风光，我不怀疑我这个囚徒能 够生存，但我忧心北京的一老一小。张沪已然“自绝于人民”一次了，真要是到了那儿， 她……
大概是到了第四天，我才开始进食。警察送进来的窝窝头，我不再分发给“同号”，而 是把它送进自己的肠胃。这是神经历经巨大刺激后开始麻木的信息，也可以解释成感情逐步 冷却后带来的理智苏醒。记得，老岳父张宗麟昔日曾不止一次地叮咛我俩：“既来之！则安 之！”事已至此，任何感情的自我折磨，都无济于事，就像那一朵朵伞形的蒲公英，它们命 运无法由自己主宰，只能听任狂风对它的摆布和戏弄。
到了第七天上午，我和“同号”被分别叫到审讯室。分局的警察没有对我进行审问，而 是叫我伸出两只巴掌，把手掌和十指都蘸上黑墨，往一张厚厚的白纸上按手印。我的掌纹和 手纹，以及我作为人的尊严和权利，都留在那张白纸上了。在这一刹那间我清醒地认识到， 我的灵魂己堕落到雾的深谷，我的肉体已沦落到社会的底层深渊，我这份区别于人民的特殊 的档案，将存入专为罪犯建立的特殊档案馆。同时，我还朦腚胧胧地意识到，这是即将送我 们到土城集中的一个信号，公安分局似在完成他们应当完成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