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坦然地承认：“我是右派，这几天没有休息！”
他无言以对。沉默了老半天，说：“伤筋动骨一百天，你这手指恐怕要落残了！”
我这个中指的命运，被大夫言中了。紧挨指甲的第一骨节没有复原，那儿隆起一个肉 瘤。直直的中指，从此一生弯曲如弓，像总在低头认罪……
我的手指弯曲不久，又发生了第二件令人心灵颤栗的事情。那是夏未秋初，因我喜欢赤 着脊梁干活，得了感冒发起烧来。“头人”对我去医院看病仍不放绿灯，我悲忿至极，朝他 喊叫了起来，他刁难我说：“可以先试试体温计嘛！真发烧你再去也不迟！”
“我浑身哆嗦你看不见？”
“小病坚持嘛！活儿这么忙。”
“你去找体温计吧！”
这时，出版社另一个摘掉右派帽子的陈德贵，告诉“头人”生产点没有体温计，并说情 叫我火速去医院诊疗。可是“头人”两只小眼睛一下瞪圆了，纠正陈德贵的话说：“谁说没 有体温计，那儿不是有只猪用的肛门计（注：肛门计是给病猪检查体温的，用时把温度计插 入肛门。）吗？”
“混蛋— ”我终于骂出声来。
之后，不等他的放行令，我拖着沉重的双腿走出生产点。到医院一量体温，体温高达 39.3℃。这次，我接受了骨折的教训，拿了假条直奔家里，没有返回生产点，进了家门就拉 开棉被睡在床上……
我这只温顺的猫，头一次扮演了刺猬的角色。
我是两条腿的人。不是四条腿的猪。“肛门计”这三个字，使我永生难忘四路通的岁 月。当然，更难忘怀那个摘了帽子的“头人”。
由于有这两件事情，我在平静中常有不平静之感。很快，这预感就被证实了。当时，社 会各单位自上而下贯彻了“严管五类分子”的决定通知。有一天，“头人”把我找到了做饭 的伙房——那儿静无他人。我们开始了如下的谈话：
“入冬以后，你拉运稀酒糟的活儿干得不错。”
我知道这是帽儿戏。
“可是你们几个人（指张沪、赵筠秋、骆新民、王复羊）的事儿，还没交代清楚；交代 了的，也还没有彻底批判。希望你重新交代、认识、批判！真正扭转右派反动立场！”他 说。
在1959年思想总结会上，报社负责管理右派的领导已向我们明确他说过：向党交真 心，是要求进步的表现，时间过去了一年，怎么又算开了旧账？
“可以告诉你，骆新民已经重新交代，重新批判自己的问题了。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应 拿出主动的态度。”
我决断他说：“我无意去投这个机！”
“咱们没有共同语言。”“头人”脸上流露出不耐烦的神气，一字一板地告诫我，“这 是对你最后一次争取，你要是坚持这个态度，你将悔恨终生！”